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17:26
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
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
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要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亨》，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喜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处，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代，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浓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叠连记了两小时两大过，再记一小时，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做“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