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实中，王社觉得刘青凤是不理解他的。

有时，王社只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潜心创作，但刘青凤嘲笑他这样会脱离生活。

王社想，是的，一个作家是不能远离生活的，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生活中政治色彩的逐渐淡化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全面改善中国人生存状况的课题已经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性生活的质量，这个半个世纪被人遗忘的角落，正在文化层面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李银河女士的性社会学系列专著就是这种关注的表现。王社不想囿于成见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接受，诚如刘青凤所断言，他应当走出书屋，走向社会。

墟城师专也就是后来升本以后叫宿州学院以后，图书馆领导进行了大调整。新上任的馆长华馆长把老馆的人，特别是象王社这样一直被单位看好的人都闲置起来不用。王社并没有当一回事，他只想在创作上尽快出成绩。

华馆长也喜欢文学，他把过去一些诗词摘抄一下整理一本并美其名曰：趣诗集成。算是成果了，尔后，便以学者自居，他给王社交流写作时说：是的，虐恋似乎离中国相当遥远，它远未形成一种文化，然而虐恋现象在中国确实存在着，现实生活中有带虐恋倾向的游戏和表演，文学作品中也有含虐恋意味的描写，不过在多数情况下遭到主流文化的压抑、扭曲和否定，不能自由发展。已故潘光旦先生在霭理士性心理学的译注里收录了一些古书中记载的特例，李银河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里也有生活中虐恋的个案调查。中国的主流文化，无论古今，几乎不同程度地都表现出禁欲主义的特征，当然不含虐恋的因子。然而在远离庙堂的民间，尤其在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主流文化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一些，人性的展示也就相对比较自然和充分，生命更显活力，生活更有乐趣。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虐恋。中国民间有句熟语打是亲骂是爱，就包括了身体和语言这两种方式的虐恋，生动简洁，既有情趣又有理趣，实在是中国人所创造的虐恋格言，而且它已经成语化，即打情骂俏或打情骂趣。可见虐恋并不神秘，更非西方独有，作为一种常态的性活动方式和性心理倾向，在中国也普遍存在。一般来说，中国虐恋中的打和骂止于调笑戏谑，若有责打，程度也轻。但西北游牧民族的姑娘追是个例外。从性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姑娘追乃是比较典型的虐恋游戏，小伙子如果热爱那个姑娘，就会心甘情愿地挨她的鞭子，姑娘如果喜欢那个小伙子，也就会饱含爱意地抽打他。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与被打，是双方共同渴求的释放情感的方式。既要跑得快，又要打得上，使游戏充满了爱的张力，这正是生活的艺术，民俗的精华。反之，如果男方让女方追不上，或者女方不紧追男方，或者追上了而不打，那才是无情意的表现，游戏也将变得索然寡味。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其正统文化是否定虐恋的，绝不可能把虐恋行为普遍化为某种民间风俗。但在汉族的民间艺术中却有虐恋的表演，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不仅被主流文化鄙视排斥，并且常遭统治者查禁取缔，然而在民间广有市场，受普通群众欢迎，例如东北的二人转拉场，八十年代初有一部十分畅销，书中有一节写到革命者集会的自由市场的热闹场面，熟悉东北地方戏的作者着重描写了一出表演虐恋的二人转，那唱蹦蹦戏的正在唱贱骨头，上装女的直劲打下装男的的脖子拐，这是真打呀。下装为了让上装打起来方便，自己把衣领子挽回去，整个长脖子都露出来，于是上装就唱一句打一大巴掌，巴掌打得越脆快越有人叫好，下装的脖子已经被打得红肿了，巴掌还在往上抡，这早已超出艺术表演的范围了。艺人们为了求生，只好用这种色情的发泄，来满足那些前来寻求情欲刺激的市侩。男的送给女的打，女的打得痛快，男的被打得舒服，故称之为贱骨头，无疑表现了传统文化和世俗之见对虐恋中受虐方的轻蔑，作者的态度也是批判和否定的。但他的真实描写却揭示了中国民间艺术中虐恋的戏剧性、色情性和观淫性。其实，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些带色情性的武侠小说中，或轻或重以至变态、极端的虐恋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情节构成因素，不过无名作者们大概并未意识到什么虐恋，只是把它作为突出某种人物性格和增加阅读刺激性的手段而已。不仅民间艺术和通俗武侠小说，就是一些在文学史上有名的文人作品中，偶尔也可看到虐恋行为的描写。明代兰陵笑笑生素以色情著称，用大量笔墨细腻入微地描绘了西门庆的性生活，在他身上，家庭暴力和施虐倾向兼而有之，因潘金莲李瓶儿曾对他不忠而鞭打她们，属于前者，把潘金莲等人两脚拴住吊起来，在林太太等人身体上烧香，把尿溺在潘金莲和如意儿口里，则属于后者，前者是专制家长用暴力压迫家庭奴隶，后者是男女双方自愿的虐恋游戏。不过书中更多的性行为描写并不属于这两者，整体上应该说是多淫乱而少虐恋。与《金瓶梅》以主要篇幅描写性欲以见世情宣果报不同，当代女作家杨沫小说中则把文字不多的一点虐恋完全意识形态化了，虐恋行为都发生在政治上的反面人物之间，都是用力打嘴巴以责罚下属工作的不力，施虐者都是受虐者的上级兼情妇，既以美色给后者情欲的诱惑，更对后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仅就虐恋描写而言，后一部比前一部写得好。五十年代的《青春之歌》写国民党女特务王凤娟打共产党的叛徒戴愉，动作简单生硬，人物形象干瘪，修改本写王凤娟处死戴愉更不合情理。八十年代的《芳菲之歌》写日本高级女特务梅村津子（似以金璧辉—川岛芳子为原型）打依附日伪的清室后裔白士吾，性格复杂而鲜明。梅村津子在把白士吾抽打得嘴巴出血后又和他紧紧搂抱着跳舞以至狂喊我要权力！支配一切的权力！我也要享乐！尽情地享乐！杨沫的主题是革命是政治，她无意表现两性间的虐恋，但歪打正着地写出了施虐恋者对权力和享乐的感情体验。当人们从狭隘的政治功利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对人类本性及其变化的探讨、实践和艺术表现就开拓出空前广阔的天地，中外文化在人性深层的交流与融合得到恢复和发展，虐恋也开始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描写对象。图兰多这个惊心动魄的爱与死的故事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可见古今中外，虐恋之心，人皆有之。歌剧和川剧的主题是歌颂爱与美，但故事中蕴含着虐恋的意味。这在魏明伦笔下更加明显，他实际上写出了虐恋现象产生的原因，百姓饱暖思情欲，公主无聊出绝招；性质此乃游戏笔墨，千万不可当真；极度受虐心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无名氏浇花一场简直是虐恋的绝妙象征：他抚爱玫瑰，却被玫瑰刺伤手指，呼疼吮血，复又乐在疼中，爱花偏爱玫瑰花，花越多刺越爱她。剧中艳若桃李、凛若冰霜的公主杜兰朵，乃当时少年男儿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偶像。联想当今文化市场上，那些冷面男星、冷艳女星最受消费者热爱和崇拜，不也证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么。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改善，思想进一步解放，对生活质量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时，种种美丽的幻想将付诸实践，虐恋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喜欢的一种新的互相表达爱情的游戏，一种自由的奢侈的快乐而不伤害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