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07月23日 11:43
互相比较，皆超越前人。《金瓶梅》之写性只是干燥之说明叙述，而《红牡丹》之写性则侧重在气氛之烘托与渲染，民国近五十年来之新小说作家，绝无人如此大胆，无人敢以如此多笔墨从事热辣辣之性的描写。林语堂先生之敢于如此运用笔墨，推其缘故，主要原因，本书原系英文著作而在英国出版，当时为一九六一，即中华民国五十年，与西方道德气温或人生观较为接近之故。书中对爱情之含义颇多隽永妙语，启人深思，可做“爱经”读，若谓有启聋振聩之功，亦无不可。
文学既非历史，故非如照像录音，亦即其理想成分，必不可免。本书之理想成分尤多，读者不难见出。如若水与白薇之隐居于富春江畔，诗情画意，恩爱神仙，人间能有几对！牡丹之美，人间能有几人！然想象却不可背乎真情实况，否则便有与真实不调谐处。仅就译者所知，本书中有数项细节，颇觉其背乎情理。第一，清末女人坐茶馆，在北京似不可能，因在民国十几年，尚不记得曾经见过。第二，跑江湖卖艺人虽有俚戏玩笑，只是拿自己人挖苦损骂，绝不敢向女客稍涉不敬，本书中牡丹在天桥观看打拳，打拳人傅南涛竟敢向牡丹唱曲调笑，既绝不可能，亦使人极为厌恶，译者将此部分之小调略而未译。低级社会亦有其传统道德，并非纯然自由狂放。第三，天桥盲目关外大汉绝无唱《王昭君》之理，译者亦略去歌名，未予译出。第四，傅南涛一粗壮汉子而竟练道家之太极拳与外行人牡丹看，林先生且数度称练时刚猛用力，不但气氛矛盾，且与以柔为主之太极拳理大为不合。傅南涛若练花拳绣腿之少林，或六合，或醉八仙，或螳螂，或咏春，皆无不可。此恐系林先生或对中国低级社会颇少观察，对中国武术不甚熟悉之故。又因写女人腿美，而令牡丹穿瘦而露出玉腿之美的马裤，在清末民初，亦不甚可能。至于清末江苏有无女浴室供牡丹前去洗澡，非译者所知，不敢妄论。
以上数项，非本书要点，即便错误，亦无关紧要，瑕不掩瑜，不足为原著病也。
原著故事年代在清末光绪年间，故事中数封书信皆以浅显文言译出，以符合背景时代。诗、歌谣、对联皆求其形似，俱求平易，不尚艰涩，招致译文生硬古怪之“当……时候”、“假若”、“地”、“底”、“它们”、“被”、“些”、“着”、“有着”、“和”等词，全尽量避免。“假若明天，”她说，“她自杀身死……”此等腰斩两截的洋句法，未敢盲目崇洋，随俗采用。以上各点，全与过去译《武则天正传》、《中国传奇小说》、《京华烟云》时，同为译者所不取，严以自律，以求文字通顺自然。
黄肇珩女士在《林语堂先生的写作生活》一文中，曾有下面一段文字：
〖八部小说中，最香艳的，算廿五年前出版的The red Peony（红牡丹），这部描述清末一个中国妇人大胆寻求爱情的故事。其中有一、二段描写男女关系，非常露骨。林语堂说，在外国这些描写是很寻常而无所谓的。如果译成中文，恐怕就要删除。
（见《无所不谈集》，页七八一）〗
但是，我翻译时，却将那若干段都忠实译出，丝毫未曾删减。一则表示尊重原作，二则尊重原著作者林先生，三则仰体孔夫子删诗不删《关雎》之意，四则……欲语还休吧。倘若中国的清教徒那些卫“道”之士想欣赏林先生的创作艺术，只须将门儿关上把此数段艳文偷偷儿看几遍，也就与道心无大碍了。
张振玉记
民国六十六年十一月
于台北燕庐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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