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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书名:胡适文化演讲录 作者:胡适 本章字数:16960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23日 10:25


第一章 实验主义 上

一、引 论

现今欧美很有势力的一派哲学,英文叫做Pragmatism,日本人译为“实际主义”。这个名称本来也还可用。但这一派哲学里面,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区别,“实际主义”一个名目不能包括一切支派。英文原名Pragmatism本来是皮耳士(C.S.Peirce)提出的。后来詹姆士(William James)把这个主义应用到宗教经验上去,皮耳士觉得这种用法不很妥当,所以他想把他原来的主义改称为Pragmaticism以别于詹姆士的Pragmatism。英国失勒(F.C.Schiller)一派,把这个主义的范围更扩充了,本来不过是一种辩论的方法,竟变成一种真理论和实在论了(看詹姆士的Meaning of Truth,页51),所以失勒提议改用“人本主义”(Htumanism)的名称。美国杜威(John Dewey)一派,仍旧回到皮耳士所用的原意,注重方法论一方面;他又嫌詹姆士和失勒一般人太偏重个体事物和“意志”(will)的方面,所以他也不愿用Pragmatism的名称,他这一派自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又可译为“应用主义”或“器用主义”。

因为这一派里面有许多区别,所以不能不用一个涵义最广的总名称。“实际主义”四个字可让给詹姆士独占。我们另用“实验主义”的名目来做这一派哲学的总名。就这两个名词的本义看来,“实际主义”(Pragmalism)注重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Experimelltalism)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这一派哲学的始祖皮耳士常说他的新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这种态度是这种哲学的各派所公认的,所以我们可用来做一个“类名”。

以上论实验主义的名目,也可表现实验主义和科学的关系。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十九世纪乃是科学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不但科学的范围更扩大了,器械更完备了,方法更精密了;最重要的是科学的基本观念都经过了一番自觉的评判,受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这些科学基本观念之中,有两个重要的变迁,都同实验主义有绝大的关系。第一,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律例的态度的变迁。从前崇拜科学的人,大概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天经地义。他们以为天地万物都有永久不变的“天理”,这些天理发现之后,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态度,近几十年来渐渐的更变了。科学家渐渐的觉得这种天经地义的迷信态度很可以阻碍科学的进步;况且他们研究科学的历史,知道科学上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效果;因此他们渐渐的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看王充《论衡·说日篇》)。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有哥白尼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Keppler),如牛敦(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不但物理学、化学的律例是这样的。就是平常人最信仰,最推崇为永远不磨的数学定理,也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我们学过平常的几何学的,都知道一个三角形内的三只角之和等于两只直角;又知道一条直线外的一点上只可作一条线与那条直线平行。这不是几何学上的天经地义吗?但是近来有两派新几何学出现,一派是罗贝邱司基(Lobatschwsky)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只角加起来小于两直角,又说在一点上可作无数线和一条直线平行;还有一派是利曼(Riemann)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大于两直角,又说一点上所作的线没有一条和点外的直线平行。这两派新几何学(我现在不能细说)都不是疯子说疯话,都有可成立的理由。于是平常人和古代哲学家所同声尊为天经地义的几何学定理,也不能不看作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了。(看Poincaré,‘Science and Hypothesis’,Chapters Ⅲ,V,andⅨ)

这一段说从前认作天经地义的科学律例如今都变成了人造的最方便最适用的假设。这种态度的变迁涵有三种意义:(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是全靠他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天地间也许有这种永远不变的天理,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拟的律例就是天理:我们所假设的律例不过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这种对于科学律例的新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学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

此外,十九世纪还有第二种大变迁,也是和实验主义有极重要的关系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最重要的书名为《物种的由来》。从古以来,讲进化的人本不少,但总不曾明白主张“物种”是变迁进化的结果。哲学家大概把一切“物种”(species)认作最初同时发生的,发生以来,永远不变,古今如一。中国古代的荀子说,“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杨倞注说,“‘类’,种类,谓若牛马也。言种类不乖悖,虽久而理同。今之牛马与古不殊,何至于人而独异哉?”(看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页310至313。)这是说物的种类是一成不变的。古代的西洋学者如亚里士多德一辈人也是主张物种不变的。这种物类不变的观念,在哲学史上很有大影响。苟子主张物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他说那些主张“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西洋古代哲学因为主张物类不变,故也把真理看作一成不变:个体的人物尽管有生老死灭的变化,但“人”、“牛”、“马”等等种类是不变化的;个体的事实尽管变来变去,但那些全称的普遍的“真理”是永久不变的。到了达尔文方才敢大胆宣言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了许多变化,方才到今日的种类;到了今日,仍旧可使种类变迁,如种树的可以接树,养鸡的可以接鸡,都可得到特别的种类。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宣统年间的忠君观念已不是雍正、乾隆年间的忠君观念了;民国成立以来,这个观念竟完全丢了,用不着了。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因此古来的哲学家可以随便乱说:这个人说是“道”,那个人说是“理”,第三人说是“气”,第四人说是“无”,第五人说是“上帝”,第六人说是“太极”,第七人说是“无极”。你和我都不能断定那一个说的是,那一个说的不是,只好由他们乱说罢了。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一类“这个真理”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他是可以证实的。

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这话说来很长,将来再说罢)。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譬如研究“真理”,就该问,这个意思何以受人恭维,尊为“真理”?又如研究哲学上的问题,就该问,为什么哲学史上发生这个问题呢?又如研究道德习惯,就该问,这种道德观念(例如“爱国”心)何以应该尊崇呢?这种风俗(例如“纳妾”)何以能成为公认的风俗呢?这种历史的态度便是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以上泛论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

二、皮耳士——实验主义的发起人

詹姆士说“实验主义”不过是思想的几个老法子换上了一个新名目。这话固然不错,因为古代的哲学家如中国的墨翟、韩非(看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页153至165,又197,又379至384),如希腊的勃洛太哥拉(Protagoras),都可说是实验主义的远祖。但是近世的实验主义乃是近世科学的自然产儿,根据格外坚牢,方法格外精密,并不是古代实验主义的嫡派子孙,故我们尽可老老实实的从近世实验主义的始祖皮耳士(C.S.Peirce)说起。

皮耳士生于西历一八三九年,死于一九一四年。他的父亲:Benjamin Peirce是美国一个最大的数学家,所以他小时就受了科学的教育。他常说他是在科学试验室里长大的。后来他也成了一个大数学家,名学家,物理学家。他的物理学上的贡献是欧美学者所公认的。一千八百六十几年,皮耳士在美国康桥发起了一个哲学会,会员虽不过十一二人,却很有几个重要人物,内中有一个便是那后来赫赫有名的詹姆士。皮耳士在这会里曾发表他的实验主义。詹姆士很受了他的影响。到了一八七七年十一月,皮耳士方才把他的实验哲学做了一篇长文,登在美国《科学通俗月刊》上。这篇文章共分六章,登了几个月才登完。当时竟没有人赏识他。直到二十年后,詹姆士在加省大学演讲,方才极力表彰皮耳士的实验主义。那时候,时机已经成熟了,实验主义就此一日千里的传遍全世界了。

皮耳士这篇文章总题目是《科学逻辑的举例》。这个名称很可注意,因为这就可见实验主义同科学方法的关系。这篇文章的第二章题目是“如何能使我们的意思明白”。这个题目也很可注意,因为这一章是实验主义发源之地,看这题目便知道实验主义的宗旨不过是要寻一个方法来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的明白清楚。他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他的方法只是一个“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他说:“你对一个科学实验家无论讲什么,他总以为你的意思是说某种实验法若实行时定有某种效果。若不如此,你所说的话他就不懂得了。”他平生只遵守这种态度,所以说:“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有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验主义。”(Journal of Philos,Rsy,and Sc. Meth .XIII. No. 26 P. 710引)

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上的效果。这种效果便是那思想的意义。若要问那思想有无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只消求出那思想能发生何种实际的效果;只消问若承认他时有什么效果,若不认他时又有什么效果。若不论认他或不认他,都不发生什么影响,都没有实际上的分别,那就可说这个思想全无意义,不过是胡说的废话。

我且举一个例。昨天下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曾审查学生送来的哲学研究会讲演题目。内中有一个题目是:“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这种问题,依实验主义看起来,简直是废话。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我们承认未有思想以前已有哲理或没有哲理,于人生实际上有何分别?假定人类未曾运思之时“哲理”早已存在,这种假定又如何证明呢?这种哲理于人生行为有什么关系?更假定那时候没有哲理,这哲理的没有,又如何证明呢?又于人生有什么影响呢?若是没有什么影响,可不是不成问题的争论吗?

皮耳士又说:“凡一个命辞的意义在于将来(命辞或称命题proposition)。何以故呢?因为一个命辞的意义还只是一个命辞,还只是把原有的命辞翻译成一种法式使他可以在人生行为上应用。”他又说,“一个命辞的意义即是那命辞所指出一切实验的现象的通则(同上书P.711引)。”这话怎么讲呢?我且举两条例。譬如说,“砒霜是有毒的”。这个命辞的意义还只是一个命辞,例如“砒霜是吃不得的”,或是“吃了砒霜是要死的”,或是“你千万不要吃砒霜”。这三个命辞都只是“砒霜有毒”一个命辞所涵的实验的现象。后三个命辞即是前一个命辞翻译出来的应用公式,即是这个命辞的真正意义。又如说,“闷空气是有害卫生的”,和“这屋里都是闷空气”。这两个命辞的意义就是叫你“赶快打开窗子换换新鲜空气”!

皮耳士的学说不但是说一切观念的意义在于那观念所能发生效果;他还要进一步说,一切观念的意义,即是那观念所指示我们应该养成的习惯。“闷空气有害卫生”一个观念的意义在于他能使我们养成常常开窗换新鲜空气的习惯。“运动有益身体”一个观念的意义在于他能使我们养成时常作健身运动的习惯。科学的目的只是要给我们许多有道理的行为方法,使我们从信仰这种方法生出有道理的习惯。这是科学家的知行合一说。这是皮耳士的实验主义。(参看Journa of Philos. Psy. and Sc.Meth.XIII,21,pp.709~720)

三、詹姆士的心理学

维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生于一八四二年,死于一九一零年。他的父亲Henry James是一个Swedenbory派的宗教家,有一些宗教的著作。(Swedenborg瑞典人1688~1772,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家,自创一派,传流到今。他说人有一种精神的官能,往往闭塞了;若开通时,便可与精神界直接往来。他自己说是真能做到这步田地的。)他的兄弟也叫Henry James(1843~1916),是近世一个最大的文豪,所做的小说在英美两国的文学中占一个极重要的位置。我们的哲学家詹姆士初学医学,在哈佛大学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之后,就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和生理学,后来才改为心理学和哲学的教授。一八九零年他的《大心理学》出版,自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很多,我且举几种最重要的:

《大心理学》(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

《小心理学》(Psychology,1892)

《信仰的意志》及其他论文(The Will to Believe,1897)

《宗教经验的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1902)

《实验主义》(Pragmatism,1907)

《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tuth,1909)

詹姆士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新心理学”。他的新心理学乃是心理学史上一大革命,因为以前只有“构造的心理学”(structural psychology),到了他以后方才有“机能的心理学”(functional psychology),又名“动作的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这种新心理学又是哲学史上一大革命,因为一百五十年来的哲学都受了休谟(DavidHume)的心理解剖的影响,把心的内容都看作许多碎细的元素,名为“印象”(impressions)与意象(ideas)。休谟走到极端,不但把一切外物都认作一群一群的感觉,并且连这个感觉的“我”也不过是一大堆印象和意象。还有物界一切因果的关系,也并没有实在,不过都是人心联想习惯的结果。后来出了一个大哲学家康德(Kant)觉得休谟的知识论不能使人满意,于是他创出他的新哲学。我现在不能细述康德的哲学,只可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康德承认休谟的心理分析是不错的,承认心的内容是一些零碎的感觉;但是康德进一步说这些细碎的分子之外,还有两个综合的官能,一个是直觉;一个是明觉。直觉有两个法门,一是空间,一是时间;明觉有十二种法门,什么多数哪,独一哪,有哪,无哪,因果哪,我也不去细说了。每起一种知觉时,先经过直觉关,到了关上,那感觉的“与料”便化成空间时间;然后明觉过来,自然会把那“与料”归到那十二法门中的相当法门上去,于是才知道他是一还是多,是有还是非有,是因还是果。康德的哲学因为要填补休谟的缺陷,故于感觉的资料之外请出一个整理组合的理性来。康德以来的哲学虽然经过许多变迁,总不曾跳出这个中心观念:一方面是感觉的资料,一方面是有组合作用的心。后来的人说来说去,越说越微妙了,但总说不出为什么这两部分都不可少,又说不出这两个相反对的部分怎样能够同力合作发生有统系组织。

詹姆士的心理学以为休谟一派的联想论把一切思想都看作习惯的联想,固是不对的,但是理性派的哲学家建立一个独立实在的心灵,也没有实验的根据。他说科学的心理学应该用生理的现象来解释心理的现象;应该承认脑部为一切心理作用的总机关,更应该寻出心理作用的生理的前因和生理的后果。他说,“没有一种心理的变迁同时不发生身体上的变迁的。”这种生理的心理学,固然不是詹姆士创始的,但他更进一步,把生物学的道理应用到生理的心理学上。从前斯宾塞(Spencer)曾定下一条通则,说“心理的生活和生理的生活有同样的主要性质,两种生活都是要使内部的关系和外部的关系互相适应。”詹姆士承认这个通则在心理学上很有用处,所以他的心理学的基本观念是:凡认定未来的目标而选择方法和工具以求做到这个目标,这种行动就是有心的作用的表示。心的作用就是认定目的而设法达到所定目的的作用。这种观点可以补救从前休谟和康得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休谟一派人把心的内容看作细碎的分子,其实那一点一块的分子并不是经验的真相;个人的经验是连贯不断的一个大整块,不过随时起心的作用时自然不能不有所选择,不能不在这连绵不断的经验上挑出一部分来应用,所以表面上看去很像是一支一节的片段,其实还是整块的,不间断的。还有康得一派人于感觉之外请出一个综合整理的心,又把这个心分成许多法门,这也是有弊的说法;因为神经系统之外更没什么“心官”,况且这个神经系统也不是照相镜一般的物事;若如康得所说,那心官分做许多法门,外物进来,自然会显出种种关系,那么心官岂不是同照相镜一样,应该有什么东西便自然照成什么东西,——那么,何以还有知识思想上的错误呢?詹姆士用生理来讲心理,认定我们的神经系统不过是一种应付外物的机能,并不是天生成完全无错误的,是最容易错误的,不过是有随机应变的可能性,“上一回当,学一回乖”,一切错误算不得是他的缺点,只可算是必须经过的阶级。心的作用并不刚是照相镜一般的把外物照在里面就算了;心的作用乃是从已有的知识里面挑出一部分来做现在应用的资料。一切心的作用(知识思想等)都起于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有了目标方才从已有的经验里面挑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器具和资料。康得所说的“纯粹理性”乃是绝对没有的东西。没有一种心的作用不带着意志和兴趣的;没有一种心的作用不是选择去取的。

这是詹姆士的新心理学的重要观念。从前经验派和理性派的种种争论都可用这种心理学来解决调和。因为心的作用是选择去取的,所以现在的感觉资料便是引起兴趣意志的刺激物,过去的感觉资料(经验)便是供我们选择方法工具的材料;从前所谓组合整理的心官便是这选择去取的作用。世间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纯粹的知识思想。理性是离不了意志和兴趣的;知识思想是应用的,是用来满足人的意志兴趣的。古人所说的纯粹理性和纯粹思想都是把理性和思想看作自为首尾自为起结的物事,和实用毫无关系,所以没有真假可说,没有是非可说,因为这都是无从证明的。现在说知识思想是应用的,看他是

否能应用就可以证实他的是非和真假了。所以我们可说,詹姆士的心理学乃是实验主义的心理学上的基础。

四、詹姆士论实验主义

本章的题目是“詹姆士论实验主义”。这个标题的意思是说,本章所说虽是用他的《实验主义》一部书做根据,却不全是他一个人的学说,乃是他综合皮耳士、失勒、杜威、倭斯袜(Ostwald)、马赫(Mach)等人的学说,做成一种实验主义的总论。他这个人是富有宗教性的,有时不免有点偏见,所以我又引了旁人的(以杜威为最多)批评他的话来纠正他的议论。

詹姆士讲实验主义有三种意义。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第二,是一种真理论(theory of truth);第三,是一种实在论(theorly of reality)。

一、方法论。詹姆士总论实验主义的方法是“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Pragmatism,pp.54~55)。这些通则哪,定理哪,范畴哪,都是“最先的物事”。亚里士多德所说在“天然顺序中比较容易知道的”,就是这些东西。古来的学派大抵都是注重这些抽象的东西的。詹姆士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向来喜欢玩种种不正当的魔术。魔术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名字。你如果知道某种妖魔鬼怪的名字,或是可以镇服他们的符咒,你就可以管住他们了。所以初民的心里觉得宇宙竟是一种不可解的谜;若要解这个哑谜,总须请教那些开通心窍神通广大的名字。宇宙的道理即在名字里面;有了名字便有了宇宙了(参看中国儒家所论正名的重要,如孔丘、董仲舒所说)。‘上帝’,‘物质’,‘理’,‘太极’,‘力’,都是万能的名字。你认得他们,就算完事了。玄学的研究,到了认得这些神通广大的名字可算到了极处了。”(p.52)他这段说话挖苦那班理性派的哲学家,可算得利害了。他的意思只是要表示实验主义根本上和从前的哲学不同。实验主义要把种种全称名字一个一个的“现兑”做人生经验,再看这些名字究竟有无意义。所以说“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

这便是实验主义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有三种应用。甲、用来规定事物(objects)的意义,乙、用来规定观念(ideas)的意义,丙、用来规定一切信仰(定理圣教量之类)的意义。

甲、事物的意义。詹姆士引德国化学大家倭斯袜(ostwald)的话:“一切实物都能影响人生行为;那种影响便是那些事物的意义。”他自己也说,“若要使我们心中所起事物的感想明白清楚,只须问这个物事能生何种实际的影响,——只须问他发生什么感觉,我们对他起何种反动。”(pp.46~47)譬如上文所说的“闷空气”,他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呼吸的关系和我们开窗换空气的反动。

乙、观念的意义。他说,我们如要规定一个观念的意义,只须使这观念在我们经验以内发生作用。把这个观念当作一种工具用,看他在自然界能发生什么变化,什么影响。一个观念(意思)就像一张支票,上面写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这个自然银行见了这张支票即刻如数现兑,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观念便是真的。

丙、信仰的意义。信仰包括事物与观念两种,不过信仰所包事物观念的意义是平常公认为已经确定了的。若要决定这种观念或学说的意义,只须问,“如果这种学说是真的,那种学说是假的,于人生实际上可有什么分别吗?如果无论那一种是真是假都没有实际上的区别,那就可证明这两种表面不同的学说其实是一样的,一切争执都是废话。”(p.45)譬如我上文所引“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一个问题,两方面都可信,都不发生实际上的区别,所以就不成问题了。

以上说方法论的实验主义。

二、真理论。什么是“真理”(truth)?这个问题在西洋哲学史上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那些旧派的哲学家说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这个意象和“实在”相符合,便是真的;那个意象和“实在”不相符合,便是假的。这话很宽泛,我们须要问,什么叫做“和实在相符合?”旧派的哲学家说“真的意象就是实在的摹本(copy)”。詹姆士问道,“譬如墙上的钟,我们闭了眼睛可以想象钟的模样,那还可以说是一种摹本。但是我们心里起的钟的用处的观念,也是摹本吗?摹的是什么呢?又如我们说钟的发条有弹性,这个观念摹的又是什么呢?这就可见一切不能有摹本的意象,那‘和实在相符合’一句话又怎么解说呢?”(Pragmatism p.199)

詹姆士和旁的实验哲学家都攻击这种真理论,以为这学说是一种静止的、惰性的真理论。旧派的意思好像是只要把实在直抄下来就完了事;只要得到了实在的摹本,就够了,思想的功用就算圆满了。好像我们中国在前清时代奏折上批了“知道了,钦此”五个大字,就完了。这些实验哲学家是不甘心的。他们要问,“假定这个观念是真的,这可于人生实际上有什么影响吗?这个真理可以实现吗?这个道理是真是假,可影响那几部分的经验吗?总而言之,这个真理现兑成人生经验,值得多少呢?”

詹姆士因此下一个界说道,“凡真理都是我们能消化受用的;能考验的,能用旁证证明的,能稽核查实的。凡假的观念都是不能如此的。”(P.201)他说,“真理的证实在能有一种满意摆渡的作用。”(P.202)怎么叫作摆渡的作用呢?他说“如果一个观念能把我们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连贯的满意,办理的妥贴,把复杂的变简单了,把烦难的变容易了,——如果这个观念能做到这步田地,他便‘真’到这步田地,便含有那么多的真理。”(P.58)譬如我走到一个大森林里,迷了路,饿了几日走不出来,忽然看见地上有几个牛蹄的印子,我心里便想:若跟着牛蹄印子走,一定可寻到有人烟的地方。这个意思在这个时候非常有用,我依了做去,果然出险了。这个意思便是真的,因为他能把我从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部分的经验,因此便自己证实了。

据这种见解看来,上文所说“和实在相符合”一句话便有了一种新意义。真理“和实在相符合”并不是静止的符合,乃是作用的符合:从此岸渡到彼岸,把困难化为容易,这就是“和实在相符合”了。符合不是临摹实在,乃是应付实在,乃是适应实在。

这种“摆渡”的作用,又叫做“做媒”的本事。詹姆士常说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一个媒婆,他的用处就在能把本来未有的旧思想和新发现的事实拉拢来做夫妻,使他们不要吵闹,使他们和睦过日子。譬如我们从前糊糊涂涂的过太平日子,以为物体从空中掉下来是很自然的事,不算希奇。不料后来人类知识进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是悬空吊在空中,于是便发生疑问:这个地球何以能够不掉下去呢?地球既是圆的,圆球那一面的人物屋宇何以不掉到太空中去呢?这个时候,旧思想和新事实不能相容,正如人家儿女长大了,男的吵着要娶媳妇了,女的吵着要嫁人了。正在吵闹的时候,来了一个媒婆,叫做“吸力说”,他从男家到女家,又从女家到男家,不知怎样一说,女家男家,都答应了,于是遂成了夫妇,重新过太平的日子。所以詹姆士说,观念成为真理全靠他有这做媒的本事。一切科学的定理,一切真理,新的旧的,都是会做媒的,或是现任的媒婆,或是已退职的媒婆。纯粹物观的真理,不曾替人做过媒,不会帮人摆过渡,这种真理是从来没有的。

这种真理论叫做“历史的真理论”(genetic theory of truth)。为什么叫做“历史的”呢?因为这种真理论注重的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譬如“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的社会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三纲”便少了君臣一纲,“五伦”便少了君臣一伦。还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条,也不能成立。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痛惜的。其实这有什么可惜?衣服破了,该换新的;这支粉笔写完了,该换一支;这个道理不适用了,该换一个。这是平常的道理,有什么可惜?“天圆地方”说不适用了,我们换上一个“地圆说”有谁替“天圆地方”说开追悼会吗?

真理所以成为公认的真理,正因为他替我们摆过渡,做过媒。摆渡的船破了,再造一个。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这个媒婆不行,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

这便是实验主义的真理论。

但是人各有所蔽,就是哲学家也不能免。詹姆士是一个宗教家的儿子,受了宗教的训练,所以对于宗教的问题,总不免有点偏见,不能老老实实的用实验主义的标准来批评那些宗教的观念是否真的。譬如他说,“依实验主义的道理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满意的功用(此所谓‘满意’乃广义的),那假设便是真的。”(p.299)又说,“上帝的观念,……在实际上至少有一点胜过旁的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许给我们一种理想的宇宙,永久保存,不致毁灭。……世界有个上帝在里面作主,我们便觉得一切悲剧都不过是暂时的,都不过是局部的,一切灾难毁坏都不是绝对没有翻身的。”(p.106)最妙的是他的《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这篇议论太长了,不能引在这里,但是那篇议论中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一个意思,他曾在别处常常提起,我且引来给大家看看。“我自己硬不信我们的人世经验就是宇宙里最高的经验了。我宁可相信我们人类对于全宇宙的关系就和我们的猫儿狗儿对于人世生活的关系一般。猫儿狗儿常在我们的客厅上书房里玩,他们也加入我们的生活,但他们全不懂得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我们的人世生活好比一个圆圈,他们就住在这个圆圈的正切线(tangent)上,全不知道这个圆圈起于何处终于何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住在这个全宇宙圆圈的正切线上。但是猫儿狗儿每日的生活可以证明他们有许多理想和我们相同,所以我们照宗教经验的证据看来,也很可相信比人类更高的神力是实有的,并且这些神力也朝着人类理想中的方向努力拯救这个世界。”(p.300)

这就是他的宗教的成见。他以为这个上帝的观念,——这个有意志,和我们人类的最高理想同一方向进行的上帝观念,——能使我们人类安心满意,能使我们发生乐观,这就可以算他是真的了!这种理论,仔细看来,是很有害的。他在这种地方未免把他的实验主义的方法用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文说过实验主义的方法须分作三层使用。第一,是用来定事物的意义。第二,定观念的意义。第三,定信仰的意义。须是事物和观念的意义已经明白确定了,方才可以用第三步方法。如今假定一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个假设还只是一个观念,他的意义还不曾明白确定,所以不能用第三步方法,只可先用第二步方法,把这个观念当作一种工具,当作一张支票,看他在这自然大银行里是否有兑现的效力。这个“有意志的神力”的观念是一个宇宙论的假设,这张支票上写的是宇宙论的现款,不是宗教经验上的现款。我们拿了支票,该应先看他是否能解决宇宙论的问题。一切宇宙间的现状,如生存竞争的残忍,如罪恶痛苦的存在,都可以用这个假设来解决吗?如不能解决,这张支票便不能兑现。这个观念的意义便不曾确定。一个观念不曾经过第二步的经验,便不配算作信仰,便不配问他的真假在实际上发生什么区别。为什么呢?因为一张假支票在本银行里虽然支不出钱来,也许在不相干的小钱店里押一笔钱。那小钱店不曾把支票上的图章表记认明白,只顾贪一点小利,就胡乱押一笔钱出去。这不叫做“兑现”,这叫“外快”,这是骗来的钱。詹姆士不先把上帝这个观念的意义弄明白,却先用到宗教经验上去,回头又把宗教经验上所得的“外快”利益来冒充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这就是他不忠于实验主义的所在了。(参看Dewey,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pp.312~325)

三、实在论。我们所谓“实在”(reality)含有三大部分:(A)感觉,(B)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C)旧有的真理。从前的旧派哲学都说实在是永远不变的。詹姆士一派人说实在是常常变的,是常常加添的,常常由我们自己改造的。上文所说实在的三部分之中,我们且先说感觉。感觉之来,就同大水汹涌,是不由我们自主的。但是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轻,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是大不相同的。

再说感觉的关系和意象的关系。一样的满天星斗,在诗人的眼里和在天文学者的眼里,便有种种不同的关系。一样的两件事,你只见得时间的先后,我却见得因果的关系。一样的一篇演说,你觉得这人声调高低得宜,我觉得这人论理完密。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

那旧有的真理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的一部分,都有我们增加的分子。”

这种实在论和理性派的见解大不相同。“理性主义以为实在是现成的,永远完全的;实验主义以为实在还正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P.257)实验主义(人本主义)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正在修改之中,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但是永远没有完篇的时期。理性主义的宇宙是绝对平安无事的,实验主义的宇宙是还在冒险进行的。

这种实在论和实验主义的人生哲学和宗教观念都有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创造的实在论发生一种创造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詹姆士称为“改良主义”(meliorism)。这种人生观也不是悲观的厌世主义,也不是乐观的乐天主义,乃是一种创造的“淑世主义”。世界的拯拔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笼着手,抬起头来就可以望得到的。世界的拯救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须要我们各人尽力做去。我们尽一分的力,世界的拯拔就赶早一分。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但是这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全靠着你和我和他的努力贡献。

他说,

假如那造化的上帝对你说:“我要造一个世界,保不定可以救拔的。这个世界要想做到完全无缺的地位,须靠各个分子各尽他的能力。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这是真正的社会互助的工作。你愿意跟来吗?你对你自己,和那些旁的工人,有那么多的信心来冒这个险吗?”假如上帝这样问你,这样邀请你,你当真怕这世界不安稳竟不敢去吗?你当真宁愿躲在睡梦里不肯出头吗?

这就是淑世主义的挑战书。詹姆士自己是要我们大着胆子接受这个哀的米敦书的。他很嘲笑那些退缩的懦夫,那些静坐派的懦夫。他说,“我晓得有些人是不愿意去的。他们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须要用奋斗去换平安,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他们不敢相信机会。他们想寻一个世界,要可以歇肩,可以抱住爸爸的头颈,就此被吸到那无穷无极的生命里面,好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这种平安清福,不过只是免去了人世经验的种种烦恼。佛家的涅槃其实只不过免过去了尘世的无穷冒险。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实只是一班懦夫,他们怕经验,怕生活。……他们听见了多元的淑世主义,牙齿都打颤了,胸口的心也骇得冰冷了。”(PP.291~293)詹姆士自己说,“我吗?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是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P.296)

这便是他的宗教。这便是他的实在论所发生的效果。

五、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杜威(生于1859)是现在实验主义的领袖。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1903;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and Other Essays,1910;How We think,1910;Ethics,(with Tufts),1909;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1916;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Creative Intelligence(with others)1917。他做的书都不很容易读,不像詹姆士的书有通俗的能力。但是在思想界里面,杜威的影响实在比詹姆士还大。有许多反对詹姆士的实验主义的哲学家,对于杜威都不能不表敬意。他的教育学说影响更大,所以有人称他做“教师的教师”(The Teacher of Teachers)。

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说,“知识上的进步有两条道路。有的时候,旧的观念范围扩大了,研究得更精密了,更细腻了,知识因此就增加了。有的时候,人心觉得有些老问题实在不值得讨论了,从前火一般热的意思现在变冷了,从前很关切的现在觉得不关紧要了。在这种时候,知识的进步不在于增添,在于减少;不在分量的增加,在于性质的变换。那些老问题未必就解决了,但是他们可以不用解决了。”(Creative Intelligence p.3)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以不了了之”。

杜威说近代哲学的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experience)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唯心唯实的争论,都只是由于不曾懂得什么叫做经验。他说旧派哲学对于“经验”的见解有五种错误:

一、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经验确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

二、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一个物观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三、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一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他的特性在于一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他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四、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的分子的。一切联络的关系都当作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有的人把思想尊为“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思想是人类应付环境的唯一工具,是人类创造未来新天地的工具,所以当得起“创造的智慧”这个尊号。

杜威说,“知识乃是一件人的事业,人人都该做的,并不是几个上流人或几个专门哲学家科学家所能独享的美术赏鉴力。”(P.64)从前哲学的大病就是把知识思想当作了一种上等人的美术赏鉴力,与人生行为毫无关系;所以从前的哲学钻来钻去总跳不出“本体”、“现象”、“主观”、“外物”等等不成问题的争论。现在我们受了生物学的教训,就该老实承认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就是思想的作用指挥一切能力,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浓厚。因此,我们就该承认哲学的范围,方法,性质,都该有一场根本的大改革。这种改革,杜威不叫做哲学革命,他说这是“哲学的光复”(A Recovery of Philosophy)。他说,“哲学如果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变成对付‘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P.65)

以上所说是杜威的哲学的根本观念。这些根本观念,总括起来,是(1)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2)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3)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

这个“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个不消说得,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有那种“创造的智慧”,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根据现有的需要,悬想一个新鲜的将来,还要能创造方法工具,好使那个悬想的将来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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