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07月17日 02:03
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①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象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象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象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个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声音古怪地叫道：‘洛靖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听见牢门吱嘎响了一声，他们走到他跟前，接着就听见洛靖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过道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忽而解开胸前的钮扣，忽而又扣上，还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闪开身子。原来是洛靖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门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有一副好看的波兰人脸型：前额开阔平直，一头细密的淡黄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站在我的窗洞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脸庞。他的脸瘦削、灰白，怪可怕的。他问我：‘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刚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典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抽起烟来，仿佛在想心事。后来忽然想到什么事似的，开口说：‘太残酷，太不讲理了！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白嫩的脖子，看见他喉咙里有样东西在抖动，他说不下去。是啊！这当儿，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嗓子嚷着什么。洛靖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牢门口走开去。于是，罗卓夫斯基就出现在我的窗洞口。他那张孩子气的脸涨得通红，还在冒汗，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着一身干净的衬衣，但裤子太大，他老是用两手把它往上提，整个身子直打哆嗦。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克雷里卓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觉得不舒服，还要再喝一点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就用询问的目光对我瞧瞧，又对典狱长瞧瞧。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我始终没有弄懂。是啊！副典狱长顿时板起脸，又尖声尖气地嚷道：‘开什么玩笑？快走。’罗卓夫斯基显然弄不懂有什么事在等着他，急急地沿着过道走去，简直抢在所有人的前头。但接着他站住不肯走，我听见他尖声大叫和嚎哭。传来一片喧闹，还有顿脚的声音。他刺耳地嚎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响了一声，接下来就一片肃静……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都被绳子勒死了。有个看守看见这景象，告诉我，说洛靖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好半天，因此他们只好把他拖上绞架，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对我说：‘老爷，人家都说这事很可怕。其实一点不可怕。他们被绞死的时候，只这么耸了两下肩膀，’他装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耸，然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把绳子一拉，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些，这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哼，‘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把看守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想笑，没有笑成，却放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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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波兰反对沙皇专制的运动宣言。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吃力地喘着气，把涌到喉咙里的哽咽硬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是啊，”他平静下来说，简短地讲完了他的身世。
他参加了民意党，还当上破坏小组的组长，专门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放弃政权，让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一会儿去彼得堡，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到基辅，一会儿到敖德萨，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后来却被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出卖了。他被捕了，受审讯，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狱中得了痨病。在现在这种条件下，看来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他知道这一点，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要是让他再活一辈子，他还是会那么干，也就是破坏他目睹的那种罪恶累累的社会制度。
克雷里卓夫的身世和同他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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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象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象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在黑暗中消失了。
半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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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刻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着灯，围墙四周另外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亮。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统黄皮靴，弯着腰，拿另一只靴统子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象嘲讽又象疑惑地盯住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
“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放好（军官睁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坐下来。
“是政治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政治犯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呢？”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么听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行，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笑声，都很使聂赫留朵夫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象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受理，再不然干脆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吃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象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要是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象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不及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对聂赫留朵夫瞧瞧。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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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黑暗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就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人们活动的声音，好象一群将要离窝的蜜蜂。聂赫留朵夫走近去，推开门，喧闹声就更响了。听得出有叫嚷、谩骂和哄笑。还听见哐啷啷的镣铐声。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
“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处乌青块。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家伙。”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汽。还听见女人们一刻不停的叫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象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分，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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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
“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的，而是他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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