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07月17日 11:38
首是vingt－deux（二十二），继为surin，继又为lingre；警察是railles（耙子），后来改为roussins（高大的马），再改为rousses（红毛女人），再改为marchands de lacets（卖棉纱带的小贩），再改为coqueurs，
再改为cognes；刽子手是taule（铁砧的铁皮垫子），后来改为Charlot（小查理），再改为atigeur，再改为becquillard。在十七世纪，“互殴”是se donner du tabac（互敬鼻烟），到十九世纪，却成了se chiquer la gueule（互咬狗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曾改变过二十种不同的说法。卡图什的黑话对于拉色内尔，几乎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的词正如说这种语言的人一样，永不停息，总是在逃避。
但是，在某些时候，由于变来变去，古老的黑话也会再次出现成为新的。它有一些保存自己的据点。大庙保存了十七世纪的黑话；比塞特，当它还是监狱时，也保存了土恩王国的黑话。在那些黑话里，人们可以听到古代土恩王国居民所用的anche这字尾。Boyanches－tu？（你喝吗？）il croyanche（他信）。但是永恒的变化仍然是一条规律。
一个从事哲学的人，如果能有一段时间来研究这种不断消失的语言，他便会落在苦痛而有益的沉思里。没有任何研究工作会比这更有功效，更富于教育意义。黑话中的每个隐喻和每个词源都是一个教训。在那些人中，“打”作“伪装”解释，他“打”病，狡诈是他们的力量。
对他们来说，“人”的概念是和“黑影”的概念分不开的。夜是sorgue，人是orgue。人是夜的派生字。
他们已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杀害他们的环境，当作一种致命的力量来看待。他们谈到自己的自由正如人们谈到自己的健康一样。一个被逮捕的人是个“病人”，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是个“死人”。
被埋在四堵石墙里的囚犯所最怕的是那种冰冷的独居生活，他称地牢为castus。在这种阴森凄惨的地方，外界的生活总是以它最欢快的形象出现的。囚犯拖着脚镣，你也许以为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走路吧？不，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跳舞，万一他能锯断脚镣，他的第一个念头就将是“他现在能跳舞了”，因此他把锯子叫做“村镇中的舞会”。一个“人名”是一个“中心”，一种极深的相似。匪徒有两个脑袋，一个指导他的行动使他度过一生的脑袋，一个到他临死那天还留在他肩上的脑袋，他称那个唆使他犯罪的脑袋为“神学院”，替他抵罪的那个脑袋为“树桩子”。当一个人到了只剩下一身破衣和一腔恶念、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已堕落到“无赖”这个词所具有的双重意义时，他便是到了犯罪的边缘，他象一把锋利的快刀，有着双刃：穷苦和凶恶，不过黑话不说“一个无赖”，它说“一个磨快了的”。苦役牢是什么？是该诅咒的火坑和地狱。苦役犯叫做“成束的柴枝”。最后，歹徒们替监狱取了个什么名字呢？“学府”。整整一套惩罚制度可以从这个词里产生出来。
你们要不要知道苦役牢里的那些歌，在专用词汇里所谓lir onfa的那种叠歌，多半是从什么地方开出花来的呢？请听我说：
从前在巴黎的小沙特雷，有个长长的大地牢。这地牢紧贴着塞纳河，比河水低八尺。什么窗子通风洞它全没有，唯一的洞口是一道门。人可以进去，空气却进不去。地牢顶上是石砌的圆拱顶，地上是十寸厚的稀泥。地上原是铺了石板的，但由于水的渗透，石板全腐烂了，遍地是裂缝。离地八尺高的地方有根粗重的长梁，从地道的这一端伸到另一端，从这巨梁上，每隔一定距离便垂下一根三尺长的铁链，链子头上挂一个铁枷。这地牢是用来看管那些发配大桡船的犯人的，直到他们被遣送到土伦去的那天为止。这些犯人，一个个被推到那横梁下面，去接受那条在黑暗中摇摇摆摆等待着他们的铁器。那些链子，象垂着的胳膊，还有那些枷，象张着的手掌，把一个个可怜人的颈子掐起来。铆钉钉上以后，他们便在那里待着。链条太短，他们躺不下去。他们呆呆地待在那地牢里，在那样的一个黑洞里，那样的一根横梁下面，几乎是挂着的，得使尽全力才能摸到面包或水罐，头顶着圆拱顶，半条腿浸在稀泥里，粪便沿着两腿淌下去，疲乏到浑身酥软，如遭四马撕裂的死刑那样，弯着胯骨，屈着膝头，两手攀住链条，这才能喘一口气，只能立着睡觉，还得随时被铁枷掐醒，有些人也就不再醒了。要吃东西，他们得用脚跟把别人丢在污泥里的面包顺着大腿推送到自己的手里。他们这样得待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六个月，有一个待了一整年。这里是大桡船的接待室。偷了国王的一只野兔，便得到那里去待待。在这坟墓地狱里面，他们干些什么呢？干人在坟墓里所能干的，他们等死，也干人在地狱里所能干的，他们歌唱。因为凡是希望断绝的地方，一定有歌声。在马尔他的水面上，当一只大桡船摇来时，人们总是先听到歌声，后听到桡声。苏尔旺尚，那个违禁打猎的可怜人，便在这小沙特雷的地牢里待过，他说：“当时支持着我的便是诗韵。”诗味索然，韵有什么用处呢？几乎所有用黑话唱出的歌全产生在这地牢里。蒙哥马利大桡船上的那首悲切的叠歌Timaloumisaine，timoulamison便是从巴黎大沙特雷的那个地牢里唱起的。这些歌多半是凄凄惨惨的，有几首是愉快的，有一首却温柔：
这儿是
小投枪手①的舞台。
你别白费力气。你消灭不了人心中这一点永存的残余：
爱。
①小投枪手，指射箭的爱神。
在这处处是暧昧行为的世界上，人人相互保守秘密。秘密，这是大众的东西。对那些穷苦人来说，秘密是构成团结基础的统一体。泄密，便是从这个横蛮的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身上夺去他本人的一点东西。在黑话的那种有力的语言里，“揭发”是“吃那块东西”。这仿佛是说，揭发者为他自己，从大众的实体中取走了一点东西，从每个人身上取走了一块肉去养肥他自己。
挨耳光是什么？庸俗的隐喻回答说：“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在这里参加意见说：“Chandelle，camoufle①。”于是日常用语便以camouflet为“耳光”的同义词。于是黑话在隐喻——这一无法计算的弹道——的帮助下，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便由匪窟升到文学院，根据普拉耶所说的“我点燃我的camoufle（蜡烛）”，伏尔泰便也写下了“朗勒维·拉波梅尔够得上挨一百下camouflets（耳光）。”
①“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称Chandelle（蜡烛）为camoufle。
对黑话进行挖掘，步步都能有所发现。对这种奇特语言深入的钻研能把人引向正常社会和那被诅咒的社会幽奥的交叉点。
贼，也有他的炮灰，可偷的物质，你，我，任何人都是；1e pan－tre。（Pan，人人。）
黑话，便是语言中的苦役犯。
愿人的思维的活力能深深下降到底层，让厄运的黑暗势力能把它牵曳束缚在那里，让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用具捆扎在那万丈深渊里，你必将茫然自失。
呵穷困中人的苦心！
唉！难道没有人来拯救黑暗中人的灵魂吗？这些人的命运难道是永远在原处等待着这位精神的解放者，这位跨着飞马和半马半鹰飞兽的伟大天神，这位身披曙光长着双翅从天而降的战士，这位光辉灿烂代表未来的飞将军吗？它将永远毫无结果地向理想的光辉呼救吗？它将永远困在那黑暗的洞里，揪心地听着恶魔的进逼声，望着那狰狞严酷的头、咽着口沫的下额、虎爪、蛇身、虺腹，时起时伏，翻腾出没在恶水中吗？难道它就该待在那里，没有一线光明，没有希望，听凭祸害来临，听凭魔怪发觉，只好心惊胆战，蓬头散发，扼腕绞臂，象天昏地黑中惨痛、白洁、赤身露体的安德洛墨达①那样，永远拴在幽冥的岩石上吗？
①安德洛墨达（Andromède），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的少女。
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正如我们所见，整个黑话，无论是四百年前的黑话或今天的黑话，都渗透了那种时而把抑郁姿态，时而把威吓神情赋予一切词的象征性的阴暗气质。我们能在这里感受到当年在圣迹区玩纸牌的那些流浪汉的郁怒情绪，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独创的纸牌，我们还保存了几副。例如那张梅花八便是一株有八片大花瓣的大树，一种表现森林的怪诞手法。树底下画了一堆燃烧着的火，三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上的猎人在火上烘烤，树后面，另一堆火上挂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锅里露出一个狗头。这上面所画的是对那种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铸私钱犯的火刑的反击情绪，而竟描绘在一张纸牌上，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阴森的了。在黑话的王国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即使是歌曲、嘲笑或恐吓，也全有那种无可奈何和压抑的特征。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经收集——全是低声下气悲切到使人流泪的。鬼蜮社会自称为“可怜的鬼蜮社会”，它总是象一只随时隐藏的野兔、逃窜的老鼠、飞走的小鸟。它稍微表示了一点意见，便又抑制自己，以一叹了之。我们的耳朵刮到过这么一句诉苦的话：“我不懂，上帝，人的父亲，怎么可以虐待他的子孙后代，听凭他们呼号而无动于衷。”穷苦人每到想问题时，总自以为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在社会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他五体投地地乞求怜悯，人们感到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但在上一世纪的中叶，却起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maluré已被larifla所替代。及至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歌曲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象被微弱的磷光照亮着，随着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似的：
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
高声歌唱啊，大打牙祭吧！
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
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死人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
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了。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一种轻微的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胆量。这说明他们已失去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得以稍稍减掉一点它们的丑恶，却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没有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便将出现巨大的暴动。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①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个先锋，狄德罗驰向美，杜尔哥驰向功利，伏尔泰驰向真理，卢梭驰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旁和底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知多少破坏性极强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②的。
①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②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挺身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了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藏在里面，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也没有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也没有察觉。每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总是严重的。痛苦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或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一定要这样，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①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①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泛指一般暴力运动。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
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一动作中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
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经不再存在中世纪。我们这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听到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遇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发展成责任感。全民的法律，这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人们的眼睛都在诱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不存在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破烂儿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褴褛的人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我对那些机智的人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已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把它当作笑话。
四 双重责任：关怀和期望
既然如此，社会的危险是否完全消失了呢？当然不是。扎克雷运动绝不会发生。在这方面，社会可以安心，血液不再上冲使头脑发晕了，但是它得注意呼吸。不用再怕脑溢血了，痨病却还存在。社会的痨病便是穷。
慢性侵害和突然轰击一样能使人死亡。
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要最先想到那些没有生计的痛苦民众，为他们减少困难，让他们得到空气和光明，爱护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感到灿烂辉煌，用种种形式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榜样，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榜样，减轻他们个人负担的压力，增加他们对总目标的认识，限制穷困而不限制财富，大量创造人民共同劳动的天地，象布里亚柔斯①那样，把一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受压迫和软弱无力的人，为这一伟大职责运用集体的力量，为所有的胳膊开设工厂，为所有的才能开办学校，为所有的智力设立实验室，增加工资，减轻惩罚，平衡收支，也就是说，调整福利与劳动之间和享用与需求之间的比重。总之，要使社会机器为受苦和无知的人的利益发出更多的光明和更多的温暖，使富于同情心的人不忘记这些，这是人间友爱的第一义务，使自私自利的人懂得这些，这是政治的第一需要。
①布里亚柔斯（Briarée），神话中的巨人，是天和地的儿子，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
我们还得指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如果不成为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制。
我们不在这里细谈，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
如果自然界是人类的依靠，人类社会便该有预见。
才智和精神的增长的必要性决不亚于物质的改善。知识是人生旅途中的资粮，思想第一重要，真理是粮食，有如稻麦。缺乏科学和哲理依据的智力必然枯竭。不吸取营养的精神和不吃不喝的胃是一样可怜的。如果还有什么比死于饥渴的躯体更能使人痛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得不到光明而死去的灵魂了。
进步总倾向于问题的解决。总有一天，人们会大吃一惊。人类既是向高处前进的，处于底层深处的阶层必将自然而然地从灾区冲出。贫困的消灭将由水平的一次简单提高而得以完成。
人们如果怀疑这种善良的解决，那就错了。
过去的影响在目前确实还是很强大的。它会卷土重来。再次获得青春的尸体是骇人的。瞧！它大踏步地走来了。它好象是胜利者，这死尸成了征服者。它领着它的军团——种种迷信，带着它的佩剑——专制制度，举着它的大旗——愚昧无知，来到了，不久前它还打了十次胜仗。它前进，它威吓，它笑，它到了我们的门口。至于我们，我们不用气馁。让我们把汉尼拔驻军的营地卖了吧。
我们有信念，我们还怕什么呢？
思想并不比江河有更多倒退的余地。
可是不要未来的人应当多想想。他们不要进步，其实他们所否认的并不是未来，而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甘愿害暗疾，他们把过去的种种当作疫苗来给自己接种。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拒绝明天，那便是死去。
因此，不要死亡，躯体的死亡越迟越好，灵魂永不要死亡，这便是我们的愿望。
是的，谜底终将被揭开，斯芬克司终将说话，问题终将得到解决。是的，人民在十八世纪已经受了启蒙教育，他们必将成熟于十九世纪。对此，只有白痴才怀疑！普遍的美好的生活，在将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象鲜花那样遍地开放，这一前景是天经地义，必然会到来的。
各方无限巨大的推力一同操纵着人间的事物，在一定时期使它们一一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平衡，也就是说，到达平等。一种由天地合成的力量来自人道并统治着人类，那种力量是创造奇迹的能手，对它来说，巧妙地排除困难并不比安排剧情的非常转变更棘手些。在来自人间的科学和来自上方的机缘这两者的帮助下，它对被提出的问题里一些可能会使庸人感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不怎么惊讶的。它从各种思想的综合分析中找到的解决方法的能力，并不低于从各种事态的综合分析中得出的教训，从进步的这种神秘威力中人可以期望一切，有朝一日，进步将使东方和西方在坟墓的底里相对，将使伊玛目①和波拿巴在大金字塔的内部对话。
目前，在这洋洋大观的思想长征中，我们不要止步，不要游移，不要有停顿的时间。社会哲学主要是和平哲学。它的目标，它应有的效果，是从研究敌对的动机中消除愤怒。它调查，它探讨，它分析，随后，它重新组合。它通过切削的办法进行工作，它把一切方面的仇恨全都切除。
人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个社会会在一阵风暴中消失，历史中有不少民族和帝国惨遭灭顶，有不少习俗、法律、宗教，在一天之内被一阵突然袭来的飓风全部摧毁。印度、迦勒底、波斯、亚述、埃及的文明都先后消失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灾难的根源何在？我们不了解。这些社会，在当时竟是无从拯救的吗？这中间有没有它们自身的过失呢？它们是不是曾在某种必然带来不幸的罪恶方面坚持错误，以致自取灭亡呢？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这种可怕的绝灭中，自杀的因素应占多大比重呢？这些问题，都无从回答。覆盖在这些消逝了的文明上面的，是一片黑暗。既然它们漏水，它们就被吞没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回溯已往的若干世纪，有如注视汪洋大海中的滔天巨浪，看见一艘艘特大的船：巴比伦、尼尼微、塔尔苏斯②、底比斯、罗马，在黑风恶浪的狂冲猛袭中，一一沉入海底，不禁意夺神骇。但是，那边黑暗，这边光明。我们不懂古代文明的病害，却知道自己文明的疾患。我们处处都有权利把它拿到阳光下来照照，我们瞻仰它的美丽，也要赤裸裸地揭露它的丑恶。它哪里不对劲，我们便在哪里诊治，一旦查明病情便可研究病因，对症下药。我们的文明是二十个世纪的成果，它既奇形怪状，但也绚烂不凡，它是值得救护的。也一定能得救。救助它，那已经不坏，开导它，就更好。现代社会哲学的一切活动都应集中于这一目标。今天的思想家负有一个重大的职责，那便是对文明进行听诊。
①伊玛目（iman），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教长。
②塔尔苏斯（Tarse，即Tarsus），土耳其城市，在阿达纳之西。
我们要反复指出，这种听诊是能鼓舞人心的，也正是为了加强这种鼓舞作用，我们才在一个悲惨故事中插进这几页严肃的题外话。社会可以消亡，人类却不会毁灭。地球不会因这儿那儿有了些象伤口那样的火山口，象癣疥那样的硫质喷气孔，也不会因有座象流脓血那样喷射着的火山而死去。人民的疾病杀不了人。
虽然如此，对社会进行临床诊断的人，谁也会有摇头的时候。最刚强、最柔和、最讲逻辑的人有时也会迷惘。
未来果真会来到吗？人们被眼前的黑暗吓住时，几乎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私的人和贫苦的人的会见是阴惨的。在自私的人方面，有种种成见，那种发家致富教育的毒害，越吃越馋的胃口，财迷心窍的丧心病狂，对受苦的惧怕，有些竟恶化到了对受苦人的厌恶，毫不容情地要满足自己的欲念，自负到了精神闭塞的状态；在贫苦的人方面，有羡慕心、嫉妒心、见别人快乐而起的愤恨、因追求满足而发自内心深处的兽性冲动、充满了迷雾的心、忧愁、希求、怨命、不洁而又单纯的无知。
应当继续仰望天空吗？我们见到的天边的那个光点，是不是那些在熄灭中的天体之一呢？理想，高悬在遥远的天边，是那样微小，孤独，难以觉察，闪着亮光，看去令人心寒，在它四周，还围绕着堆叠如山的险阻危难和恶风黑影，然而它并不比云边的星星更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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