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司，再仕为油库吏。

他们颇思力反晋习，裁抑名门，崇上抑下，故他们多以寒人掌机要。

时寒族登要路，率目为“恩幸”。齐武帝则谓：“学士辈但让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可见当时双方之心理。梁武帝父子最好文学、玄谈，然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之推讥为“眼不能自见其睫”也。

但门第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主柱。蔑弃了门第，没有一个代替，便成落空。落空的结果，更转恶化。【南朝寒人擅权，殆无一佳者。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乃至官捉车人为虎贲中郎，傍马者为员外郎，茹法亮在中书，语人曰：“何须见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阮佃夫豪奢，虽晋之王、石不能过，遂至弑君，梁政坏于朱异，侯景围台城，周石珍辄与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容卿用事，隋军临汗，犹口：“此常事。”以致亡国。】

南朝诸帝，因惩于东晋王室孤微，门第势盛，故内朝常任用寒人，而外藩则托付宗室。然寒人既不足以服士大夫之心，而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

宋、齐之制，诸王出为刺史，立长史佐之，既复立典签制之。诸王既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则皆长史、典签也。一、再传而后，二明帝【宋刘彧、梁萧鸾。】皆以旁支入继大统，忮忍特甚。前帝子孙虽在童孺，皆以逼见仇。其据雄藩、处要地者，适足以损其身命于典签之手。当时任典签者，率皆轻躁倾险之人，或假其上以称乱，或卖之以为功，威行州部，权重藩君。梁诸王皆以盛年雄材出当方面，非宋、齐帝子之比。然京师有变，亦俱无同奖王室之忠。侯景围台城，如纶、如绎、如纪、如察之徒，皆拥兵不救，忍委其祖、父以喂寇贼之口。盖南朝除门第名士外，人才意气率更不成。

宋诸帝自屠骨肉，诛夷惟恐不尽。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无一有后于世。

其宫闱之乱，无复伦理，尤为前史所无。

而宋、齐两代诸帝之荒荡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

宋代则如元凶劭，

弑父。【文帝欲废太子，告潘淑妃。妃告其子始兴王濬（xùn），濬以告劭。劭弑父，并杀潘淑妃，谓濬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杀。” 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

前废帝，【年十七为帝。】

为姊山阴公主【谓帝曰：“妾与陛下，男马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置面首三十人。【自以在东宫时，不为孝武所爱，将掘其陵，太史言不利，乃】纵粪父陵。称叔父湘东王【彧。】为“猪王”。【以其体肥，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纳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一日忤旨，缚手足，贯以杖。】欲擔（dān）付太官屠猪。【建安王休仁请俟皇子生，乃杀猪取肝肺，始得释。】又令左右逼淫建安王休仁母杨贵妃。【帝之叔祖母。休仁呼“杀王”，尚有山阳王休祐呼“贼王”，东海王袆呼“驴王”。】

后废帝。【母陈贵妃，名妙登，建康屠家女，年十五万帝。】

五、六岁能缘漆杖竿而上。【去地丈余，食顷方卞。太后数训诫帝，帝不悦。端午，赐帝毛扇，不华，】欲煮药酖太后。【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得复出入狡狯？”曰：“汝语大有理。”乃止。一日直入萧领军府，道成方昼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萧道成腹作箭垛。【引满将射。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箭堋（péng）。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正中其脐。帝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夜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烹食。【醉还遇弑。】

齐则如郁林王，【年二十为帝。】

亦为其母王太后置男左右三十人。【帝慧美，善矫情。】父病及死，【帝哀哭，见者为之鸣咽，才回内室即欢笑。】为其妻报喜。【纸中央作一大“喜”字，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妻何氏【即山阴公主之女。】纵淫恣。【帝自与左右无赖二十余人共衣食卧起，妃择其中美者，皆与交欢。】见钱，曰：“吾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

东昏侯，【年十九为帝。】

尝夜捕鼠达旦。父丧不哭，诿云喉痛。【明帝临萠，嘱以后事。以郁林王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以郁林不杀萧鸾也。按：武帝临终亦戒郁林，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外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此可见当时王室之家教矣。东昏既多受父诫，】遂以诛戮宰臣为务【尝习骑至适，曰：“江祏（shí）常禁我乘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问祏亲戚余谁，曰：“江祥今在冶。”即于马上作敕，赐祥死。】台阁闻奏，宦者裹鱼肉还家。一月出游二十余次。【入乐游苑，人马忽惊，问左右朱光尚。（其人云能见鬼。）对曰：“曩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击。”帝大怒。拔刀与光尚寻之，不见，乃】缚菰（gū）为父【明帝。】形，【北向】斩首，悬之苑门。【凿金为莲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

此等皆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与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许武放达的人生理论。】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

古代贵族阶级，本有其传统甚深微的教育。西汉以平民为天子，诸侯王不皆有教育，不数传尽纵恣不法，多为禽兽行。故贾谊力言治道首重教育太子。而两汉宫廷教育亦皆有法度。

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由名士为之则为雪夜访友，【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窗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到，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达旦捕鼠。

由名士为之则为排门看竹，【王徽之过吴中，见一家有好竹。主已知王当往，洒扫施设，在厅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往寺庙偷狗吃。

庄、老放言，破弃“名教”，愎归“自然”，本来不教人在家庭团体、政治组织里行使。魏、晋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还遵名教，故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南朝的王室，既乏礼教之熏习，【因其非世家。】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朴素。【因其为帝王，处在富贵不自然之环境中。】蔑弃世务的，【大抵幼年皇帝为多。】则纵荡不返；注意实际的，【大抵中年皇帝居多。】则残酷无情，循环篡杀，势无底止。

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然而他的思想意境，到底超不出并世名土的范围。自身既皈依佛乘，一面又优假士大夫，结果上下在清谈玄想中误了国事。

史称梁武敦尚文雅，疏简刑法，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侵渔百姓。【即宗室诸王如临川王宏、武陵王纪等，皆恣意聚敛，盛务货殖，而武帝不问。】又谓其好亲任小人。王伟为侯景草檄，谓：“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此可见当时之政俗矣。

当时帝王可能的出路止此。中央政府的尊严，既久不存在。【宋顺帝禅位时，逃入宫内，王敬则将舆入宫，启譬令出。顺帝谓敬曰：“欲见杀乎？”答曰：“出居别宫耳。官昔取司马家亦如此。”顺帝泣曰：“惟愿生生世世，不复与帝王作姻缘。”宫内尽哭。曹孟德、司马仲达怍祟，至此末已。】秦、汉以来的政治理论，亦久已废弃。【除非恢复那些政治理论，中央才可再有尊严，帝王亦才可再有新出路。】魏、晋以下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当时的道德观念与人生理想，早已狭窄在家庭的小范围里。【既已无国，复何中央？复何帝王？】南朝诸帝王崛起寒微，要想推翻门第世统之旧局面，却拿不出一个新精神来，【先要懂得帝王在国家、在政府里的真地位与责任，彼辈自所不能，而却把贵族门第的家庭教育蔑弃了。】结果只有更恶化。

三、南朝门第之衰落

门第虽为当时世运之支撑点，然门第自身，实无力量，经不起风浪。故胡人蜂起，则引身而避；权臣篡窃，则改面而事。既不能戮力恢复中原，又不能维持小朝廷偏安的纲纪。在不断的政局变动中，牺牲屠戮的不算，其幸免者，亦保不住他们在清平时代的尊严。

南朝世族无功臣，亦无殉节者。侯景败，王克迎王僧辩，【僧辩北人南附，克则王氏世家。】僧辩劳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又问：“玺绂（xǐ fú）何在？”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赵思贤，景腹心授平原太守。】僧辩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

积久优越舒服的生活，只消磨糜烂了他们自争生存的机能。

颜氏家训：“江南朝士，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假令有者，皆信童仆为之。未尝目睹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又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自经侯景之乱，而贵族门第澌灭殆尽。【侯景羯族，南奔济淮，仅得步骑八百。称乱渡江，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而已。此乃南方社会之熟极而烂，腐溃内讧，而景乘之耳。】

颜氏家训：“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歩；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又曰：“建康令王复，性既懦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无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又曰：“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昔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诸见俘虞，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陈霸先以微人跃起称帝，一时从龙之士，皆出南土，于是北方贵族之地位更促。

萧詧亡而江陵贵族尽。

南渡之衣冠全灭，江东之气运亦绝。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北方中经历范湖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

一、北朝帝系及年历

（一）北魏帝系表

元魏自道武帝至孝武帝入关，凡十一主，一百四十九年，分为东、西。

东魏一主，十七年，先亡。

（二）西魏帝系表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三）北齐帝系表

齐自高洋篡位，五主，二十八年。

（四）北周帝系表

周自宇文觉篡位，五主，二十五年。

二、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涂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

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

石勒徙士族三百户于襄国，【名崇仁里。】置公族大夫领之。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又定秀、孝试经之制。【勒军中特有“君子营”，集衣冠人物为之。史称：“卢谌、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

慕容廆益大兴文教，以刘赞为东庠祭酒，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廆览政之暇，亲临讲肄。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

苻秦文教尤盛，诸经皆置博士，惟阙周礼，乃就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音读，即其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受业。【号宋氏曰：“宣文君”。】

王猛死，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诏曰：“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则必猛生前时时称说其意也。】

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教学长安，诸生自远而至。兴每与龛等讲论道艺。胡辩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

姚泓亲拜淳于岐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

是五胡虽云扰，而北方儒统未绝。

时河、洛一带久已荒残，山西亦为东西交兵之冲，石虎之乱，屠割尤惨，故东方惟慕容，西方惟苻、姚，为北方文化残喘所托命。

元魏先受慕容氏影响，自拓拔珪时已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初有生员千余人，后增至三千。【道武帝命梁越授诸皇子经，官上大夫。】

拓拔嗣信用崔浩，至拓拔焘又征卢元、高允，文化渐盛。

时范阳卢元、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集代郡。高允征土颂谓：“名征者四十二人，就命者三十五人。”卢丑当太武监国时入授经，以师傅恩赐公爵。张伟以通经官中书侍郎，受业者常数百。张吾贵门徒千数。高允居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郡国建学校，立博士，皆出允议。【史称梁越“博综经传 ，卢丑“笃学傅闻”，张伟“学通诸经”，李同轨“学综诸经”，崔浩“博览经史”，髙允“博通经史”，李安世“博综群言”，此证北儒学风，主经史实济，务博综，不似江南以清虚为贵也。】

别有河西儒学，以诸凉兵祸较浅，诸儒传业不辍，又为苻、姚丧乱后诸士族避难之所。至拓拔焘并北凉，群士始东迁，遂与东方慕容燕以来儒业相汇合，而造成元魏之盛况。

刘延明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凉武昭王以延明为儒林祭酒，蒙逊拜为祕书郎，牧犍尊为国师，学徒数百。常爽【明习纬族，五经百家，多所研综。】门徒七百人，索敞为之助教。敞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贵游子弟成就显达者数十人。蒙逊时又有宋繇、阚骃均见礼待。可见河西儒学之盛。又游明根、高闾皆以流寓入魏，特被孝文礼遇。游子肇，亦名儒。闾与高允称“二高”。

在此汉化深浓、儒业奋兴之空气下，乃酝酿而有魏孝文之迁都。

太袓元兴元年至邺，即有定都意，乃置行台。太宗神瑞二年又议迁都，以崔浩等谏而止。汉化愈进，即迁都动机愈成熟，两事连带而来。

三、魏孝文迁都及北魏之覆灭

魏孝文迁都，自有其必然的动因。

一则元魏政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孝文太和十五年始亲政，是年即建明堂，改营太庙。明年坏太华殿，改建太极殿。十七年改作后宫。北魏的国力，到此已盛，与其在平城因陋就简的改造，不如径迁洛阳，可以彻底兴筑，以弘规制。【洛阳的新规模，可看洛阳伽蓝记。其分区建筑之计划，创于韩显宗，见北史韩传。又孝文语其臣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宗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见魏书成淹传。）此皆经济上原因，使魏不得不迁都也。崔浩谏拓拔珪迁邺、则谓：“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此见前后北魏国力之膨胀。】

二则北方统一以后，若图吞并江南，则必先将首都南移。

太和十五年始亲政；十七年南伐，是年即议迁都，并起宫殿于邺。是后连年南伐，直到孝文之卒。可知孝文迁都，实抱有侵略江南之野心也。

三则当时北魏政府，虽则逐步汉化。【此只是北方汉士族的文化力量之逐步抬头。】而一般鲜卑人，则以建国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气渐重，【此却是浅演民族一种根本的惨运。】魏文帝实在想用迁都的政策来与他的种人以一种新刺激。

史称：“魏主将迁都，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以胁之。至洛阳，霖雨不止，群臣泣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迁都之计遂定。”其时一般鲜卑人之暮气沉沉，固不待南迁而衰象已见矣。孝文太子恂，既南来，深苦河、洛暑热，每追乐北方。【此皆浅演民族之暮气表示也。】帝赐之衣冠，常私着胡服，杖数百，囚之。又谋轻骑奔代，废为庶人，赐死。【自以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而引起家庭父子惨剧者，前者有王莽，后有魏孝文。】时孝文南迁，所亲任多中州儒士，【其时北方汉士族文化力量已不可侮。惟孝文知之，鲜卑种人多不知也。】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孝文尝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此乃鲜卑暮气对汉文化之反应。】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孝文之开譬深切如此，然陆叡、穆泰终以反对南迁，谋乱伏诛，则知当时鲜卑人一般之意态，实距孝文理想甚远也。

孝文迁都后的政令，第一是禁胡服，屏北语。

帝谓：“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语言不听仍旧。”又曰：“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观颜之推家训，当时北方士族，仍有以教子弟学鲜卑语得奉事公卿为荣。直至高欢，必遇高敖曹在军中，乃为汉言。则魏孝文之理想，竟未得达。】

其次则禁归葬，变姓氏。

自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拓拔改氏元，其它如长孙、【拓拔。】奚、【达奚。】叔孙、【乙旃】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等，皆胡姓改。凡一百十八姓。【详魏书官氏志。】

又次则奖通婚。【孝文自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女充后宫。】

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而一时朝士，文采、经术尤盛。【此与当时暮气的鲜卑人两两对照，即知魏孝文迁都之一种内心激动矣。】

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李世安、【祖曾，治郑氏礼、左氏春秋。叔父孝伯，少传父业。】李冲、李彪、【上封事七条，极识治体，殆其时之贾生也。为中书教学博士，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王肃，【自南朝来。】尤其著者。所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集词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也。”【魏书儒林传序。】

惜乎孝文南迁五年即死。【孝文五岁即位，初权在太后。二十五岁始亲政，二十九岁迁都，三十三岁即卒。】

他的抱负未能舒展，鲜卑人追不上他的理想，而变乱由此起。

初，元魏在马邑、云中界设“六镇”以防柔然。

六镇：【郦道元传：“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会诸镇叛，不果。】

沃野，【沃野、薄骨律在西北边，略当河套、宁夏境，为六镇最西第一镇。】怀朔，【最西第二镇，今绥远五原、固阳境。】武川，【从西第三镇，今绥远武川。】抚冥，【武川、柔玄之间，约相距各五百圼之地。】柔玄，【怀荒东，近天镇北，今绥远兴和。】怀荒，【今地未考，当在兴和、沽源间。】又有御夷，【今察哈尔沽源、多伦二县地。】后置，在“六镇”外。

鲜卑高门子弟，皆在行间，贵族即是军人，当兵即是出身，杂卑自己规模本如此。

北史广阳王建传：“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擁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乃至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置之。”【按：六镇亦有柔然降人，及内地汉人征发配戍。故明帝正光五年八月诏，有“元非犯配，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之语。】

及迁洛阳，政治情势大变，文治基础尚未稳固，而武臣出路却已断塞。

广阳王传谓：“及太和在历，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北齐书魏兰根传亦谓：“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族，各各荣显，顾赡彼此，理当愤怨。”【按：道武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军兵裁千余，然帅如故，费禄不少。杨椿表罢四军，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六镇亦称“府户”，盖体制略同。西魏“府兵”之名殆本此。秦、汉军民分治，故于郡守外置都尉。北朝其先纯系军治，故府设帅，而称军府。（此犹秦南海、桂林、象郡仅设一尉，不更置守也。）及后文治渐蒸，军主镇帅，遂无出路，群加简蔑，目为府户，以别于中朝搢绅门阀焉。】

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

洛阳伽蓝记谓：“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雍争衡。”高阳正光中为丞相，童仆六千，妓女五百，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河间亦妓女三百，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况我大魏天潢，不为华侈。”【此等汉化，岂魏孝文所想望！】

而留戍北边的，却下同奴隶。贵贱遽分，清浊斯判。朝政渐次腐败，遂激起边镇之变乱。

胡太后时，【明帝神龟二年。】羽林、虎贲作乱，杀尚书郎张仲瑀及其父张彝，而朝廷不能问，【仲瑀上封事，请诠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及父子见杀，诏诛凶强者八人，余并大赦以安之。】其事已为凊流文治派与武人势力之显著冲突。在中央政府下之羽林侍卫尚无出路，何论边鄙镇兵？六镇叛变，正为此种形势之继续扩大。南中文治派与北边武人之冲突，其后面不啻即是汉化与鲜卑故俗之冲突也。【史又称：“代人迁洛，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叉乃用代来人为传诏以慰悦之。”是可见当时南、北界划矣。】

尔朱荣入洛阳，沉王公以下二千余人于河。洛阳政府的汉化暂见顿挫。

尔朱荣世为领民酋长，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数万匹，【元天穆说之曰：“世跨并、肆，部落之民，控弦一万。”】此乃代表鲜卑遗留在北方之旧传统、旧势力，与洛阳汉化后之新朝贵绝不相同。一个国家，同时摆着两个绝不相同的社会，势必酿乱。

而鲜卑命运，亦竟此告终。

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能善处反动方妙。魏孝文卒后，鲜卑并不能继续改进，并急速腐化，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

四、北齐北周文治势力之演进

然北魏洛阳政府之覆灭，只是拓拔氏一家统治权之解体，对于当时北方文治势力之进展，依然无可阻碍。【魏孝文只是认识了此种力量，要把鲜卑的统治权与之融合一体。洛阳的鲜卑贵族，以及北方的六镇军人，都不了解此意，他们只有先后做时代潮流下之牺牲品。】

史称：“世宗时，天不承平，学业大炽。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多者千余人，少者亦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此魏孝文迁都后北方学术界气象也。

北齐在地理和人物上，都承袭着洛阳政府之遗傅。

尔朱荣居晋阳，为孝庄帝所杀。荣从子兆弑庄帝，高欢杀兆，孝武帝奔关中。高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洛阳四十万户，令下三日，狼狈即行。

高欢一家，虽是一个汉、鲜混杂的家庭，

史称高欢渤海蓨人，其六世祖隐，为晋玄菟太守，则高欢应为汉人。惟自五世祖庆，已三世事慕容氏，【曾祖湖仕北魏，谥坐法徙怀朔。】史称欢遂“习其俗”，至其后娄氏则鲜卑豪族也。高澄娄出，故侯景呼以“鲜卑小儿”。高洋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弼对：“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洋以为“此言讥我”。又斩高德政，谓：“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洋后李氏出赵郡，其子废帝殷，洋谓其：“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然而汉人的势力，很快在北齐的政府下抬头。

史称：“高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惟惮高昂。欢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然同洋即位，群臣皆汉、魏衣冠。直至末年，洋乃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则知文宣时齐朝早已汉化。又齐文宣诛诸元二十五家，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锢，嗣又大杀元氏，魏后竟无遗种，亦为汉人得势一因。【其后隋文帝尽杀宇文子孙，无遗种。】

杨愔尤称当时经学名懦，【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事高洋，时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常山王高演杀杨愔，高殷（废帝，母李皇后，赵郡李氏女。）见废，亦当时胡、汉界线相争之一幕。】

李铉、邢峙、【齐文宣诏授太子经。】冯敬德、【武成为后主择师，命为侍讲。】冯元熙，【敬德子，以孝经授纬太子。】皆以经学为帝室师。【史称：“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学校，所存无几。至于兴和、武定之世，寇难既平，儒业复光。”其间相去不过十年。】后魏崔亮年劳之制，至是见革。

后魏自张彝见杀，武官皆得依资人选，官员少而应调者多。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年月久则先擢用，世谓之“停年格”。魏之失人自此始。高齐自高澄、袁韦修、杨遵彦、辛术相继掌大选，颇革魏弊，而辛术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尤为见称。

士人为县，尤见齐政渐上轨道。

北齐制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凡九等。【此亦为隋、唐所袭。】然犹因循后魏，用人滥杂，至于士流耻居。元文遥遂奏于武成帝，密搜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是县令始以士人为之。

齐律尤为隋、唐所本。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北朝尤以齐律为最。由唐及清，皆本隋律，隋律则本于齐。【魏拓跋焘定律，出崔浩、高允之手。浩长于汉律，为之作序。（史记索隙引。）高允史称其“尤好春秋公羊”，盖冶汉董仲舒、应劭公羊决狱之学者。其后代有名家，太和中，改定律令，君臣聚议一堂，考订之勒，古今无比。此为北系诸律之嚆矢。渊源当自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也。】则齐政虽称昏乱，其士大夫之贡献亦甚大。

西魏则宇文泰虽系鲜卑，【或匈奴。】然因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急速汉化。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卢辩【累世儒学。魏太子及诸王皆束脩礼受业。叔父同，注小戴，辩注大戴。】诸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

绰依周礼定官制，未成而卒，辩续成之。【西魏正式行周礼建六官，在恭帝三年。同脩者尚有崔献，薛。】

苏绰的六条诏书，

一、先治心，【“治民之本，莫若宰守。治民之礼，先当治心。其要在清心，次在治身，躬行仁义、孝弟、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继之以无倦。”】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悬为当时行政官吏的新经典。

文长数千言，周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司诵习。绰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此如汉初张苍为计相事，隋室之盛即本此。】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现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当时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历来氏族门第的拘絯。

六条之四曰“擢贤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门资，不择贤良。夫门资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今之选举，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于是以前的官吏，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负责任。此种意识，不可不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

北史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氏流。”又北史陆彦师传：“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盖北周僻在关西，洛阳鲜卑贵族，去者无几，故苏绰得教宇文泰打破门第，拔才任用。如此，则鲜卑族自见湮沉，汉人自见腾驤，实为北周汉化一更要关键。【隋文非有大功盛业，而北周大臣如韦孝宽、杨惠、李德林、高炯、杨穆，皆翕然归奉，此恐亦有种姓之见存。】至隋时，政治转换，已上轨道，故卢恺、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别，此并非反对北周之制，实为依照苏绰用意，作更进一步之甄别也。

周礼是他们政治理论的根据，一时君臣皆悉心讨究。

此书在魏孝文时已见重。西魏因推行周礼，故公卿多习其业。北齐熊安生精治此经，名闻于周。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曰：“周帝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僚吏俊彦，旦理公务，晚就讲习。

北周文帝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而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河东薛慎等十二人应其选。

从学术影响到政治，回头再走上一条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府来。【此指能切实贡献于民众，而非专为保门第、固权荣而言。】

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秦、汉年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东汉士族地位的获得，本由当时的察举制度。三国丧乱之际，“士人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李重语。】两汉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之军功得官。要对此种情况加以救挽，于是有魏尚书陈群之“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

朝廷用人委之尚书，然尚书“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刘毅所谓“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异以管窥天？”但又不愿漫无标准，一切委之军队或私人关西。】于是委中正铨第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凭之授受。”【通典语。】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自汉末舍之州牧，于是州在郡上，自成一级。】大中正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通典语。】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职。【故晋书职官志别无“中正”之官。】

中正何以必须本处人任之？因非此无以熟知各本处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须中央官兼职？因乱离之际，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访察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汇报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

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虽为军政状态下一时之权宜，然其初“犹有乡论余风”。【卫瓘语。】故其后有“正始胜流”之目。【李重语。】今按：此制与州、郡察举有相异者两点：

一、州、郡察举之权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则为中央官之兼职。故士庶求出身者，于察举制度下必须归于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则须奔集中央。

此制本因人才不在乡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则有使人才永不反归乡里之势。

二、州、郡察举只为士人进身之初步，至于以后在官职位之升降与转移，则与察举无关。

九品中正于各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谓：“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卫瓘谓：“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议而进退。【谅陈群初意，盖欲藉此澄清当日浊乱之官场也。】陈寿父死有疾，使婢丸药，乡党贬议，遂致沉滞。后又因遵遗嘱葬母洛阳，坐不以母归葬，再致废辱。东晋温嶠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嶠母亡遭丧不葬，下其品。

如是则官位之升降，乃不系于居官服务之成绩，而操于中正之“品状”。

“品”者履行，“状”者才能、绩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状”。应于入仕之后，别有考课之法。今品、状均付于中正。如王嘉叙吉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其“德优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权不操于在下，而结果转使在下者持官人进退之柄。【故刘毅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实名，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又按：州、郡察举，每岁不过数人，故易识别；中正品状，同时网罗合境人才，势难周悉。于是只凭门第，兼采虚誉，虽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为察举制与中正制相异之一点。

关于第二点，魏夏侯玄已求矫正。

谓：“中正但当考行伦辈，铨衡专于台阁，不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众职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但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正结欢强族，自谋篡窃，夏侯玄不免杀身之祸，集权中央之政见，难见实施。

关于第一点。西晋统一以后，刘毅、卫瓘、李重诸人均有论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国军政时代之权宜办法，今天下复归一统，自当仍将察举权付之地方长官，不必再要一个中正。

此亦所谓“土断”。卫瓘云：“臣等以为宜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如此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当时世族门第之势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为他们安立一个制度上之护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亦卫瓘语。】“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段灼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语。】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此为当时尽人皆知之事实。在此形势下，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因此这一个制度终于不能废弃。【陆机荐贺循、郭纳表，谓：“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西晋北方士族擅朝政之概。宜乎元帝渡江，有“寄人国土，心常惭愧”之语也。】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两汉官人，与察举制相辅并行者，尚有学校与考试。东汉的累世经学，即为造成门阀之一因，但到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重要，难以存在。

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魏黄初、【文帝。】太和、青龙【明帝。】中，屡次想振兴学校，然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齐王芳时刘馥语。】博士既无高选，来者只为避役而已。

两汉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迁除，限不过长。”【最低级之地方官。】其升迁既有限，宜遴选不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子弟不愿进国立的太学。

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此两汉之学风。】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

直到东晋成帝时，【咸康三年。】还有人【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以为江左寖安，请兴学校。遂重立太学，征求生徒。然当时士大夫多讲庄老，看不起儒家，终于没有人来理会。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国立太学改讲庄老玄谈。然庄老根本理论便不承认国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学，皆旋立旋废，亦仅为具文而已。

中央既无登用人才之权，如何再能鼓舞人心来受中央的教育？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九品中正制已为门第势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护符。晋室东迁，中原衣冠，追随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占地步。故当时有侨姓、吴姓之别。

过江者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吴姓不如侨姓。

东南本为胜国，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齐孝武帝欲以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乃止。褚彦回曰：“江右【指东晋。】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

而侨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亡髙袓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

中央政府本属虚置，只得对之优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高帝纪。】宋、齐以来，甲族“起家即为秘书郎”。【南史张赞传。】帝王偶尔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冑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这都是当时政治上的不成文法，为故家世族拥护权益。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故家世族为要保守他们的特权，亦复处处留神，一步不放松。最紧要的自属婚姻制度，这是保守门阀一道最重要的防线。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沈文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可见当时门第势力已日就隳弛。又云：“源见告穷尽，因与满为婚，聘礼五万。源先丧妇，以所骋余直纳妾。”是门第之混淆，大率由于贫富之颠倒也。】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不仅他们对于婚姻制度如此谨严，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复故意的装身分，摆架子，好像他们果然舆别人有一种不可踰越的界线。

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别有其身分与地位，此事从东汉以来已有之。【除却道德、学问等问题不论。】惟东汉尚为名士，而至此遂成贵族。【名士及身而止，贵族世袭罔替。】然而士大夫特意装身分的故事，至宋、齐以下而转盛，【永明中，王俭与贾渊撰百家谱，谱学亦自此乃盛也。】这便是告诉我们，当时士族门第的界线，实已将次破坏了。还有一事可以见出当时士族门第势力消长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轻重。御史本为朝廷振肃纪纲之官，当时士族既目无中央，自不乐于有此职。此在宋、齐时极显见。

宋延颜之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王球甚矜曹地，从弟僧朗除中丞，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齐甲族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王僧虔为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试为耳。”故齐明帝谓“宋世以来无严明中丞”。

但梁、陈以下，御史官遂多称职，此亦世族渐失地位之一征。

江淹弹中书令谢朏等，齐明帝称为“近世独步”。张缅居宪司，号劲直，梁武帝至遣工图其像于台省。其它如张绾、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皆在梁。】孔奂、袁宪、徐陵、宗元饶等，【皆在陈。】皆以任御史举职称。

五、北方的门第

士族门第同时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与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而留北者，皆较笃实。（时称“鄙俗”。）】

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而博得异族统治者之重视。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情势既异，其对各方态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

宋孝建时，【孝武帝。】周朗【魏书刘骏传以为周殷。】上书献谠言，谓：“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鐺各煮鱼。”【日知录卷十三有“分居”一条论及此。】

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宋书王仲德传：“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南人则有邻而各自为族者。】河北有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北史薛允传。】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世为疆族，族众有三千余家。【宋书。】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其家仕魏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节义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俭之风，亦因处境积虑而异。【家训又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滕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是以必须重娶。”此亦因家庭制度之大小而异也。】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比之刘渊、石勒，不敢轻侮。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南齐书：“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以为南方所少有也。又按：北史毕义云传：“毕家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为州里患。其家私藏工匠，有十余机织锦，自造金银器物。”又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清河东南曲堤，为成公一姓蟠居。群盗多萃此。谚云：‘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方豪姓亦多仗暴力为奸利者。要之其自身具有一锺力量，与南方贵族仰赖于政治势力者不同。】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经心世务，【高门大族门户已盛，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处异族统治下，惟经术可以进退自全，如刑名、纵横，皆危道也。】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北方士族乃转与异族统治者立于协调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大体上为积极的。

因此南方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

六、郡姓与国姓

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族。

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国姓”即鲜卑。

亦称“虏姓”，代北以元、【拓拔。】长孙、【拔拔。】宇文、于、【勿忸于。】陆、【步六孤。】源、【秃发贺，太武赐姓。】窦【纥豆陵。】为首。

魏孝文迁都，诏以门第选举。

诏曰：“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覆，勿容冒伪。”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为忻慕汉化，重枧汉士族之门第；一面则实欲援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当时北方门第有“膏粱”、【三世有三公。】“华腴”、【三世有令、仆。】“甲姓”、【三世有尚书、领、护。】“乙姓”、【三世有九卿、方伯。】“丙姓”、【三世有散骑常事、太中大夫。】“丁姓”【三世有吏部正员郎。】之目，【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亦几乎是一个变相的世袭。【孝明时，清河王怿上表，谓：“孝文制出身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魏帝用意，皎然可见。】

当时君臣讨论，诸臣皆请惟拔才用，不论门品，而孝文不以为是。

北史韩显宗传，李冲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冲曰：“傅严、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者希，旷代有一、两耳。”李彪曰：“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韩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盖若惟才是用，则鲜卑自不如汉人；论门品，则鲜卑以王室亲贵，尚可保其优势，所以较之南朝君臣的意态，恰相反对。【北朝学校制度，亦较南朝像样。】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使鲜卑汉化，【故既改其姓氏，又奖励与汉族高门通婚姻。】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一、汉末之荒残

灵【黄巾之乱。】献【董卓之乱。】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分别言之，如：

洛阳 董卓西迁，悉躯余民数百万口至长安。尽烧宗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后献帝还洛，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百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吴志一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庚峻谒苏林，林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长安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略，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徐州 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归之。曹操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别将所杀。初平四年，操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五县、【彭城、博阳、取虑（下邳）、睢陵、夏邱（沛）。】无行迹。三辅遭李傕乱，流依谦者皆歼。曹操亦自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建安七年军谯令。】

荆州 刘表在荆州，关西、兗、豫学士归者千数；表没，亦遭残破。

寿春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其他如山东，【为黄巾所残。】河北，【为黑山贼所残。又有刘虞、公孙瓒、袁绍父于相继屠戮。孟达荐王雄曰：“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魏志崔林传注）】甘陇，【为马腾、韩遂所残，苏则云：“金城郡为韩遂屠剥，户不满五百，到官抚鸠，见户千余。”（魏志苏则传注）】靡不凋残。

以赤壁之战言，三方大较不到三十万人。

曹操合中国【即北方人，共十五、六万。】及刘表众【七、八万。】共二十余万。【号称水步八十万。】孙权遣周瑜，谓“五万众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诸葛亮自称有“关羽水军万人，刘琦江夏战士亦万人”。【以战国、楚汉之际，及王莽末年，及至黄巾初乱时几次战争相比。】可见当时壮丁之缺乏。

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殆非虚语。【杜恕亦谓：“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

附：三国季年户口数

蜀――亡时 户： 280，000； 口： 940，000 内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占1/9。

吴――亡时 户： 530，000； 口：2，300，000 内兵二十三万，占全数1/10，吏三万两千，后宫五千。

魏――平蜀时 户： 663，000； 口：4，432，881

三国合计约得 户：1，473，423；口：7，672，881

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

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农民在大动乱中，地方政权随着中央政权而解体，他们无所托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输谷帛供曹军，后遂全部徙居邺。李典之众自有武装，故称“部曲”。亦有避地较僻，不需武装，而以政令约束相安者，如田畴率宗族避难无终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袁氏亡，畴将其家族宗人三百余家居邺。 亦有相聚而为寇盗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此等例不胜举。】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编户籍，纳租税。】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

局势逐渐澄清，各地的强宗豪族，逐渐消并其势力于几个大势力之下，再建政府，这便是三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只有兵队而无农民。【吴、蜀临亡时，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妇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体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万，亦指全冀丁壮言。】

兵队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农民非加入军队，无以自全。其后则兵队非仍转为农民，亦不能存活。袁绍在河比，军人仰食椹枣。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暂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许下。

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议建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邓艾之屯田淮南、北。

齐王芳正始四年，建议屯田淮南、北：“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即五万兵队中常有四万兵轮番田种，以十分之二即一万兵专任防御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阡陌相属。【其他如刘馥之在扬州，贾逵之在豫州，均兴屯田水利。吴、蜀亦然。】

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农中郎将，暂时便等于地方行政长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罢屯田官，以典农为太守，都尉为令长。至晋初泰始二年，又诏罢农官为郡县。但以后复有农官。当时要把军政的变态，转移到民政的常态，颇非易易。

这是一个“复兵于农”的伟大运动。在中央首都【许。】的附近，乃至的腹地，【淮南、北。】都施行起屯田来。从整个政治问题而论，不得不说是一个绝路逢生的好办法。但专从农民身分而论，却又是一个大低落。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田地为农民所有，故农民得自由买卖。其出卖田地而变为私家佃户者，此暂不论。】现在是政府将无主荒田指派兵队耕种，无形中，农田的所有权，又从农民手里转移到政府去。这一个转变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农民的租税加重。

汉代租额，通常是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魏、晋的租额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此据傅玄奏疏，及封裕谏慕容皝语。】这便是王莽所谓“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税”。现在是政府自做豪民。【邓艾疏：“四万人且田且守，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是屯田全入于官，而一人责百二十斛矣。其中岁课六十斛，就邓之初计则正是什五之税。咸宁三年杜预上疏：“乞分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其额重如此。】

经过长期的大骚乱，农民本已失去耕地，现在他们是以国家兵队的身分把屯田来代替吃饷。直到西晋统一，军事状态告终，这个情形实现到制度上来，便成西晋初年之“户调”。同时商业亦彻底破坏。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此是汉武以来社会通行的标准币。】命百姓以谷、帛为市。【曹操时户赋已只纳绢绵，不纳钱币。】可证明当时商业之不振。

商业不振之主因，在于长期兵争之过分破坏。

楚、汉之际，商人乘机渔利，可证其时社会经济动摇不如三国、五胡诸纷乱为甚。

而因商人阶级之消失，更显明的形成农民与贵族世家之对立。【此后南方商业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迁洛阳后始有起色。史称梁初“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魏初民间皆不用线，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线。】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晋武帝平吴后，置“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按：此亦如魏制，输绢绵，不纳钱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这是户调式的条文。

“调”本是调发之义，故户调仍沿三国以来兵士屯田之旧规。

“户调”二字始见于魏志赵俨传。对怀附者收其绵绢，此为袁绍在河北所行之制度。此与“部曲”之纳“质任”，乃同样为中央政府解体下一种乱世之临时办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则“户调”与“田租”尚分两项。晋制于户调下兼田租，则时渐平康，由兵屯变为农民，故户必带田矣。

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一百亩，即古者一夫百亩之制。云“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者，并非占地百亩之外别给七十亩，乃是在其占地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课”是课其租收。云“其外”，乃承上文输绢、输绵而来，谓输绢、输绵之外，再课田租。】换辞言之，即是课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可见晋室当时本有十七收租之制，傅玄虽有建议，晋室未能听受。户调制仍依私牛及无牛例收租，故百亩课七十亩也。

与户调制相附并行者，尚有“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依次减五顷，至九品十顷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此。】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与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笫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

按：“荫”者皆私属，无公家课役。即是国家允许将此一部分民众田地划归私有；同时国家对百官亦不更班禄，其制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称：“自晋至梁、陈，都畿民皆为王公贵人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佃谷与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见此等皆不属政府。是虽有官品占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实有效。直至南渡后情况犹然也。

这一个制度的用意，并不是授与强宗豪族以私占的特权，乃是要把当时强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户口及田亩括归公有，而许他们一个最高限度的私占额。

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此事难能办到。惟自农民言之，则大体上一样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无所别择。

晋武帝泰始元年诏复百姓繇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质任”乃部曲对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为之。】咸宁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质任。此均在颁行户调制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将强宗豪族的私民众夺归公家。然晋武以开国之君，对民众绝无丝亳善意与德政，户调税收，依然与屯田兵一律，只想凭王室威严，向其下强夺豪取，岂能有成？晋室不永，只此等处可见。

四、南渡之士族

东晋南渡，一辈士族，又大批的结集着宗亲、部曲流徙南来。

祖逖传：“逖，范阳人，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又以为豫州。逖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又如林、黄、陈、郑四姓之入闽，见陈振书录解题。明何乔远闽书，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族。】

他们在南方未经垦辟的园地上，着手做他们殖民侵略的工作。“擅割林池，专利山海。”【任昉语。】“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宋书羊玄保传。】“贵势之流，亭池第宅，竞趋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南齐书顾欢传。】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贵族的摹本画

尤著者如宋书孔季恭传：“其弟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虽王室颇思裁抑，然力量不够，颓势难挽。

晋壬辰【成帝时。】诏书：“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然并不能禁。占山封水，渐染复滋。【羊玄保传。】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武帝又禁断之，【见南史本纪。】然仍不绝。【梁高帝、齐废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屡诏及之。】

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亩税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税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此盖豪右田多，特为优饶。税田则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马端临云：“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当口税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欤？待考。”今按：晋初户调，一家丁男丁妇田租六十斛，马氏亦以亩收三升说之，误也。口税五石，并有无田者，此制自不为轻。然较之两晋户调，亦未见特重。马氏疑口税只及王公贵人，则更误矣。】

如此则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负担。【梁武帝天监四年，大举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此租谷归私家之证。惟按陈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诏，似其时又行田租。】宋孝武为特设“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笫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

其用意与西晋官品占田令一样，但效果依然很少。【见上引齐顾欢、任昉语。】占山封水的士族们，不仅自己借着侨寓名义，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晋室屡唱“土断”之论。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玉海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石虎诏：“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是也。】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

孝武时范宁为豫章太守，上疏极论其非。谓：“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制作，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按：范疏不主分黄、白籍，谓“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即指服从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谓“小人怀下役之虑”，即要其一致应课役也。据范疏可知侨寓小人，亦不应役，盖皆为白籍阴庇耳。

此后桓温、刘裕又屡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刘裕上表：“大司马桓温庚戌土断，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请依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役。这一种情形，越来越甚。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黄籍即担当国课之民籍也。】自顷氓俗巧伪，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时虞玩之上黄籍革弊表，亦谓：“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无一。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时沈约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书新籍，以新换故，不过一万许钱。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之说。【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沈约则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奸伪互起”，又曰“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盖宋制一面抑豪强，一面则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之诏，晋代士庶藉贯之改动，必自此始。此可为南朝与东晋截分界线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担当国家课役的，依然尽是些赤贫下户。

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大规模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却告诉我们：那时一般的民众，已不让文酒清谈的贵族们独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约诸人不能根本设法消冺士、庶界线，【北朝政制即向此路走。】乃欲究据晋籍，用来重新厘定，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与见识。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吴皆然。

刘颂奏‘“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需，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诏，有刘整、郑像赐爵关中侯，各除士名。又钟毓传：“为廷尉，创制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又卢毓传：“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以还，三十余人。”是魏制士、民异籍，并各家世相袭也。吴、蜀亡后纳籍，皆士、民异贯。

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此语见陆逊传，可据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远。】

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瘁者则留南亩。

华阳国志：“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为部曲。”吴志陈武传：“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简视皆堪好兵，上疏陈让，乞以还官。谓：‘枉此劲锐，以为憧仆，非表志。’吴主权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补其处。”

其先入士籍者得优廪，又可免役，其时则兵胜于民。渐次军旅之事，不为时重，则士伍惟以供役，又廪给日薄，其时则农胜于兵。

陆凯传：“先帝【孙权。】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今【亮、皓以后。】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

咸宁五年伐吴，诏：“调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时依旧士、民异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晋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额征收，不复两汉什伍税一之制，又无两汉都尉肄民战阵之制，使农不知兵，则武备一切废弛。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吴志：陈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乞还官，孙权嘉之。他如朱桓部曲万口，潘璋妻赐复客五十家。邓艾传云：“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户，为国家课役所不及。

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

发奴为兵之议，起于刁协、戴渊。习、戴皆南人，晋元帝依仗以谋抑王氏者也。自后每有征讨，往往发奴。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晋室外戚，颇欲为强干弱枝之谋者。可见发奴为兵，正是中央与豪族争夺民众之一事。宋武时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此正以僮奴为豪族私产，故见发而还其直。

又有所谓“料隐为兵”。

庾冰传：“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毛琚传：“讨得海陵县界亡户近万，皆以补兵。”此等隐匿之户，其背后亦多有豪强阴庇。

复有“罪谪为兵”

范宁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义云：“旧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又宋制劫同籍期亲补兵，见何承天传。又以罪谪兵，亦见王弘传、何承天传。】

并及其家口。【罪人家口补兵，见刘秀之传。】

又强逼世袭兵役。【见前引范宁疏。】

宋武帝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按：兵役世袭亦见于三国时，魏志引魏略，“陈思王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者无几，而复被取”云云是也。】

因此有所谓“兵家”【梁王琳本兵家。】与“营户”、【沈庆之前后所护诸山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军户”【董回以有功免军户。】诸称。

那时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国家课役，自然谈不到从军。

此乃魏晋以下贵族与春秋先秦绝异之点。他们在政治上占有特权，而他们并无武装兵力以自保卫，不仅自己不能武装，即其所属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装，与三国时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则受衣冠族士族阴庇而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们亦对国家逃避课役及从军之义务。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压在上面，从军作战的武装兵卒，亦没有他们的出身。【要为军人谋出身，势必与贵族特权势力相冲突，如战国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是贵族者【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此北齐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则略为变通。】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此正如西晋户调，只从部曲屯田兵变成州县民户，而实际上的待遇，还是屯田兵，不是农民。】政府亦常常将他们赐给私家。

当时大臣有赐千兵百骑者，如卫瓘、【此据北堂书钞、御览引晋起居注。】汝南王亮、荀组、陆晔等，至于赐亲兵数百人乃至班剑数十人，亦不胜指数。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户为己有。

范宁奏：“方镇去官，皆割方镇精兵器仗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宋书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

军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负光复中原的重任？

只有荆、襄上流，因粮食较充，镇兵稍稍可用。

元帝时“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至武帝咸宁初，诏“以奚官奴代甲兵种稻”当时国家并未为军队特定饷糈，江南农事尚未发达，故襄、汉上流遂得独有重兵。

而每为权臣内乱之利柄。

直待谢玄镇广陵，创为招募，号“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见提高，遂建淝水奇绩。东晋王位拱手而让于此系军人之手。

王、谢虽同称东晋盛族，但两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拥立为业，谢以攘却为功。一则惟守门第，一则尚建勋绩。江北、河南之众，纪瞻尝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导弗能任，以专倚王敦于上流，不欲权势之分也。王敦、桓温以外重内轻之资，常挟荆湘以起内乱。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北府兵强，权重始归朝廷。中原南徙之众，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谢玄择将简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实非幸事。【苻坚军队，则亦系签兵杂凑，宜乎虽多而不能与晋为敌。】

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真要到侯景之乱，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纷起。然既失士族之领导，南方新政权亦不久即灭。】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个种族的复杂问题。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五胡时代，田租的收纳，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以为宜罢诸苑以业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与官中分。皝依之。此虽一例，然当时北方田租，大体正可以此类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北史魏收传：“收在并作一篇诗，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为一单位之证。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亩收一石计，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于军队，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汉人更处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时用抽丁的办法。

石虎讨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慕容儁欲经营秦、晋，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欲使满一百五十万。【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平代，亦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羡夫，最号宽仁。

到元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在南朝无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却一一有了办法。

二、北魏均田制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议起于李安世。【太祖天兴元年、太宗永兴五年，皆有“计口授田”之诏。高祖太和元年，诏：“敕在所督课农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皆北魏均田先声。】

史称：“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上疏云：‘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盖欲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群证虽多，莫可取据。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帝深纳之。”（《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之议起于此。今按，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韶，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诏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刘道元曰：“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令按：李疏正为豪右冒认此项田亩而发，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

均田诏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诏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时孝文尚未亲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汉化之路，并不自孝文始。】

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

要行均田，必先审正户籍。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此议本于李冲。

未立三长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韩卓疏谓：“巨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邻长，复一夫。五邻一里长，复二夫。五里一党长，复三夫。

时群臣多不赞同。太后曰：“立三长则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饥，韩麒鳞表陈时务，又乞“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可证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后。】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犊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谓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内。】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给桑田。】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 =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并因租税轻减，社会经济向荣，民间学术文化事业得有长足之进展。

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惟济南之在储宫，颇自砥砺，以成其美；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

北周租额，较之元魏、北齐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五以上，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亩，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妇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亩，又桑田二十亩也。魏调二石，今五斛，为已重矣。

然上比晋代，尚轻减十余倍。【比古制什一之税，亦轻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苏绰，常引为憾事。至其子苏威，卒能干父之蛊，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苏威传称：“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隋文帝时，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证。唐“租庸调”制租粟二石，则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隋平陈后，牧民者尽变更之。苏威又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民间讹言，隋欲徙之入关，陈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惯北朝制度也。南北社会不同，于此可见。

这一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朝亦复少见。

继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

三、西魏的府兵制

北朝军队，一样以鲜卑种人为主体。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将卒为边境防戍，皆系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汉人则务耕种。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卿杀之无所不利。”延兴三年将南讨，诏：“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髙欢据边镇为变，每语鲜卑，犹谓：“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何为疾之？”

及孝文南迁，军士自代来者皆为羽林、虎贲。【事在太和二十年冬十月。】而又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充宿卫。【事在太和十九年秋八月。】是当时羽林宿卫中，已有非鲜卑人甚多。至北齐则兵队主体渐渐转移到汉人身上。

齐文宣受禅，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是齐兵亦不复专仗胡人。至河清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此则俨然已是两汉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云：“周、齐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诧曰：“当剉（cuò）汉狗饲马，刀刈汉狗头，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军，高欢为之华言。欢尝以敖曹所将皆汉兵，欲割鲜卑兵千余相杂。敖曹曰：“所将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不烦更配。”要之，济、周时华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见其转变前之情态。

魏武西迁，六坊之众从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

西魏立国，本依关陇汉人为基本，其军队主体早属汉人。

其先贺拔岳辅尔朱天光入关，众不满二千。其后战胜降服，大率以西人为主。宇文泰接统岳军，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关陇人矣。魏武西奔，特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诸壻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皆汉族也。时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诸将改赐胡姓。洪迈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赐番姓，著者如李弼、赵肃、赵贵、刘亮、杨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杨绍、侯植、窦炽、李穆、陆通、杨纂、寇隽、段永、韩褒、裴文举、陈忻、樊深。”可知宇文虽胡族，而其势力实依汉人，不如高欢以汉族而实依仗胡人。故北周汉化，北齐胡化，风尚之异，亦由其立国基础而判也。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材力之士以充之。【民户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按：苏绰卒在大统十二年，六柱国李弼、独孤信拜于十四年，于谨、赵贵、侯莫陈崇在十五年。【另有李虎。】绰传谓绰“置屯田以资军国”，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统于六柱国，则为绰卒后事，可见此制亦非一时完成。

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

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此后隋、唐府兵，则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

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将此等兵队与临时的发奴为兵、谪役为兵，以及抽丁为兵相敌，自然可得胜利。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度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已表见了些人道意味。【史称：“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是也。】从此军人在国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临时的捉派与惩罚。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周书文帝纪：“西魏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户三等不得与，亦三国壮者补兵之意也。又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周书在三年。】改军士为侍宫，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征汉人之证。又元魏本属部族军队制，史称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时多绝灭。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赐姓皆复旧。是先以汉军功赐为胡贵族，后则并去胡复汉。此处正可看出当时胡、汉势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制。自鲜卑旧制贵族国姓变而为六官，此尤政治组织之一大进步也。

从此北齐、北周东西两方的汉人，均代替到鲜卑族的武装与兵权。

北齐是全农皆兵，北周是选农训兵，此为者间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农民，开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统一复兴的大任务。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渊泉。北朝政洽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对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北周书文帝纪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今圣主中兴，思去浇沩。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才堪者审己而当，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按：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则是令乃苏绰笔也。

魏书道武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诏、丙申官号诏，陈义皆至高卓。官号诏云：“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纣南面，虽高可薄；姬旦为下，虽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此等语殆是崔宏笔。北朝士大夫对于政治见解远胜南士，于此可征。

周武帝保定二年诏：“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辞旨深醇，不愧两汉。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逊北朝诸儒远矣。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代表魏晋、南北朝长时期之中国衰落情态者，有一至要之点，为社会宗教思想之弥漫，同时又为异族新宗教之侵入，即印度佛教之盛行於中国是也。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古代的中国人信仰上帝，可说是一种“一神教”。【或说是等级的多神。】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对之尊敬，至於礼拜上帝之仪节，则由天子执行。

公羊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上帝之爱下民，乃属政治的、团体的，而非私家的、个人的。上帝公正无私，乃爱下民之全体，故亦不需私家个人之祭报。楚语言：“少皡之衰，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匮於祀，而不知其福。”是也。【后代中国祭孔，亦以大众的、公的敬礼事之：如关公等神祠，则与观音等同为各个人的私祈求所归向。论中国宗教思想，必分辨此两种之不同。】

相应於此种宗教信仰，而有地上大王国之建立。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人民、皇帝，三位一体，而皇帝乃为上帝与人民两者间之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斯为圣君。遇其不能尽此职者，则有革命。召诰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是也。

“天道远，人道迩”，【郑子产语。】此项观念，渐渐在春秋时代开展，乃产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

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又曰：“敬鬼神而远之。”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皆孔子浙浙撇去天道而以人道代之之思想也。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又曰：“推此心足以王天下。”竟以人心代天意，即直承孔子思想而来。

墨家偏於古宗教之维护。

如其天志、明鬼诸论皆是，其尚同论仍本天志以建立地上之大王国，与古代宗教观念极似。【此为墨家与基督教相异之点。基督教之王国乃在天上，人人可向上帝直接奉事。墨家尚同思想，则依然为一政治的、团体的，与个人的、私家的有别。基督教人人直接信奉上帝，则不容于上帝外别有鬼神。墨家依然为一种相应于地上王国政治的宗教，故天之下仍可有鬼。如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之例。】

而道家则对於鬼神上帝，为激烈的破坏。

庄老皆主无治，故曰“小国寡民”。又主“不教”。盖大一统之地上王国，统治於一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亦可说哲学政治。】以道德理论【原本于天。】教化人民，【此为儒、墨所同。】此等见解，彻底为道家所反对。故道家对于旧传宗教观念，【即与此等政治理论相应者。】亦皆根本推翻。道家可说是一种消极的、无为的反神论。

比较最后起的一派为阴阳家。【阴阳家原于邹衍，齐人，与燕惠王、赵平原君同时。其成学著书，当在老子后。】

阴阳家依然根据实际的政治兴味，【即为建立地上王国所需要的团体的兴味。】来修改古代的宗教观念，而造成他们著名的“天人相应”的学说。

阴阳与五行，并非两派，此派以阴阳五行说明宇宙万物，已为采用道家庄老言自然万物的说法。【史记孟荀列传详载邹衍学说。其推而广之以言地理，又推而远之以言历史，皆与庄子齐物、秋水路径相似。以一气分阴阳，其论采于道家；五行则由当时新发现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惟其主要精神，则仍本於儒家。【即偏重于政治的兴味而言仁义是也。】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

一见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时则训及礼记月令，【此主“五行相生”说，如春为木，夏为火，木生人是也。】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故曰“时则”，又曰“月令”。今俗称时令、节今，此“令”字即王者之号令，所谓政令是也。政令当与时节相应，即为天人相应之一主要义。】

此种学说，似颇导源於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古者以大会猎教战，必于农隙，因之此派生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筑城、浚川及修坟墓等大工役，亦在农事已毕之后，故此派生葬埋及开掘动土必在冬季。农业社会之政治，处处与天气节候有关。惟孟子偏重人道观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说之。邹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观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如谓冬行水令。利于用兵、用刑之类是也。苟子谓：“盂子、子思造为五行”，以晚起五行学说根本要义实导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学说也。（此种思想，直至最近俗传时宪书，仍有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纪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克说之，即见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主“五行相克”，如周为火德，秦灭周，故自谓水德，水克火是也。又时之令，如周为火德，尚赤，（此在时则、月令属夏）；秦为水德，尚黑（此在时则，月今属冬）。两派学说互自不司，而皆源自邹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吕氏春秋已采之；后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国而采其说。】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运”只是因民心之转而影响到政权之推迁。五行学家又从民心折返天意，天上无不变之四时，地下亦无一姓之王统。此老子所谓“四时之运，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尧、舜之禅让。”于是王室更迭，为一种必然的循环。不重在人道上，而转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应之例。（今俗传命运说，即由此来。“运”即是“命”之必然的转动。一国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转动，渐降为一人一家之祸福的命运。）】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上述二说中，无论从何一说，已由惟一的上帝观念而演化成青、赤、黄、白、黑。五色帝。】

古代的宗教，便利于大群体之凝合，而过偏于等级束缚，一般个人地位不存在。【除却王帝以及诸侯贵族一部分特权阶级。】儒家以“仁”济“礼”，【“礼”为等级的，而“仁”则平等的。一般个人各自以“仁”为一切之中心；“礼”则只能最高结集于王帝，为唯一外在之中心。】在大群体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个人的地位，【古人言礼本於天，极於王帝。儒家言礼本於仁，由于个人。惟仁即顾及群体，即仍有礼之存在，仍不能无等第。（单礼可以无分别，群体不能无分别；等第即分别也。）】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对等第的束缚，【故唱“兼爱”。】而其缺点，则在个人之依然无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较古宗教为甚。】道家则专意要向大群体中解放个人，【故言“道德”，不言“仁义”。道德是各个的，仁义是融和的。】而结果达於群体之消失。

古宗敦以上帝、天子、民众为三位一体；儒家则以个人、大群与天为三位一体。墨家并不注重个人，只以大群与天合体。道家则以个人径自与天合体而不主有群；故於历史文化皆主倒演，即返到原始的无群状态。阴阳学家的缺点，第一在由儒家之偏重人道观又折返古代之偏重天道观；【如此则个人地位又趋模糊。】第二在由儒家之正面的、积极的观念里，又掺杂进许多道家的反面的、消极的观念，【如此则个人地位势必与群体冲突。】因此遂有神仙思想之混入。“神仙”即是由大群体解放出来的个人最高理想。

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此为自由的、个人的，而彼则团体的、大群的也。】其徵见之於楚辞、九歌、大招、招魂、离骚诸篇之所赋。

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滨海，故其想像常超脱向外；淮、汉居陆，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实。燕、齐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要之，同为个人的，非团体的；又同为方术的主要泉源，以与中原河域大众教之重礼乐者为别。其后秦灭六国，此等思想同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编配于大众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类，此不过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后以湘君、相夫人为尧之二女；又以屈原为水神，皆以南方民间素朴的自然神，溶入历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编配而与北方思想同比之证。）】其神仙思想之正式为学者所采用，则似始於庄子。

儒称“守死善道”，墨号“赴汤蹈火”，儒、墨皆以其轻生尚义之精神，逐渐使平民学者在社会上崭然露头角而占到其地位。【如子路、孟胜之徒皆是。】继起者遂有杨朱主为我尊生，以反对儒、墨之轻生为人。

庄子思想承接杨朱，既主为我尊生，因此不愿有团体与社会之压迫，又不乐为团体社会而牺牲，【所渭“鱼相忘于江湖”，理想的社会，正如江湖然，使群鱼各得独自游行之乐，而无丝毫拘碍束缚。】遂於人事方面，政治、教育诸要端，皆抱消极反对之意态。因此想慕及於一种自然的、超人的【即离俗出世的，亦即不受群体拘束的。】生活，【所谓“吸风饮露”，如藐姑射之“神人”，乃可无所赖于人而独全其天。】而寄托于神仙之冥想中。阴阳学家既主天人相应，以人事诉合於自然，自易接受道家此派意见，惟於阴阳学家本意，则相违殊远。【故史记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方僊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也。”盖邹衍著眼在大群体，神仙思想则只是个人主义。要之即是儒、道两家之别也。及汉初淮南王，即汇合此陈楚巫鬼、燕齐神仙与道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者，遂为此后道家之新宗。】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

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於社会下层者，则非邹衍而为老子；此亦自西汉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动，道士则偏於向下活动。秦皇、汉武之所想望，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後汉书的方术传，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

初期佛教输入，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而渐渐占有其地位。

史称：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又桓帝时，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黄老、浮屠并举。二事相去约百年，可见当时佛教仅如黄老之附庸也。又灵帝熹平二年，陈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陈王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当作‘黄帝、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翼幸”。是当时以黄帝、老子为天神，谓祠黄老可得长生之证。

逮乎东方黄巾之乱，【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观杂语。桓帝时，平原襄楷又上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盖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箓巫道。】以及汉中张鲁之亡，【张鲁，沛人。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此派道学亦自东土流衍，与黄巾盖同源，皆远始先秦，所谓燕、齐方士，即黄老学、阴阳学之故乡也。又汉末有魏伯阳著参同契，为道家言服食修炼者所宗，亦在东方。】方术信仰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失其势力。

曹植、曹丕兄弟，皆不信方士神仙之术。【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皆辩其事。】及嵇康为养生论，乃从哲理的见解谓：“导养得理，可以延年”，不啻为方术信仰开新生命。至葛洪著抱朴子，仍信服食长生。嵇、葛处境与曹氏兄弟不同。厌世无聊，乃有讬於此也。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著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於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此即自黄老转入庄老也。黄老尚带有政治意味，【即牵涉群体。】与阴阳学家相搀混。庄老则全属个人主义。东汉治老子学者常兼通天文图识，清谈家则否。清谈家一方面似较合理，另一方面，则对全体观念更为浅狭。

相应於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佛教与庄老，自有其本原相似处。即均为各个人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宇宙，不注重为大群体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人群。】晋释道安注经录序云：“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正指思想上之传播而言。

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情神方面、内心方面的。】解释与慰藉。瞿昙与庄、老，遂同於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

魏晋之际，则先求孔子与庄老之绾合。【裴徽问王弼：“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于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不说。老子是有者，故恒言无，所不足。”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弼与不同，以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衍问阮修，老庄、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衍辟之为掾。世谓之“三语掾”此皆当时要求绾合孔子於超世俗之学理之证。直至郭象注庄犹尔。】

东晋名族，并多信持“天师道”。

史称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王羲之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郗愔xīyīn事天师道，与羲之、【愔姊夫。】许询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其子超转奉佛。】王凝之信道弥笃，孙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乱。】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遂为恩所害。殷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於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此等名士，皆理解超卓，而犹信此等道术者，盖彼辈於世俗事既不肯多所尽力，则个人的私期求自难舍弃。【个人不投入大人群。则必求投入大自然。】故超世必希长生，犹幸其术之一验；否则鼓琴烧香，常乐我净，亦与彼辈私生活之闲适相谐。【孙策云：“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绛帕犹黄巾之类，是此教以鼓琴焚香为事之证。】

又其道须自首过失，【王献之遇疾，家人为之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过失。对曰：“不觉，唯忆与郗家离婚。”是其教有首过之证。】凡度出世生活者，必以此为调节。【经营世务，过则改为，其良心上之罪恶感，常不如超世离群者之迫切。】且此等求长生、乐清净、自首过失诸端，亦复与当时门第之克绵其世泽者有补。【彼辈既不经营世务，又安富累世，而能清净自守者，固为于庄老玄理薄有所得，亦由此等外正的律行，有以助之。将来之转而佞佛，理亦有由是者。】守之既有素，一旦临祸变，则亦惟有乞灵以自慰也。【如王凝之、殷仲堪。】

可见当时南方名士，彼辈对国家民族，政教大业，虽尽可捉尘清谈，轻蔑应付，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则仍不免要乞灵於从来方术之迷信。这一种风气，直要到宋、齐以下，始渐渐消失，而其时则佛教思想遂一跃而为时代之领导者。【两晋以清谈说庄老；宋、齐以下，则以佛义说庄老。】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

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见於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等书，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最先之传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於中国社会未见影响。

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

如安世高、支栖迦识、康僧会之类是也。中国僧人见於慧皎高僧传者以朱士行为最早，然已在三国时。知其先佛法极少与中国上流学术界相接触。

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於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败，大读佛经，欲与支道林辩之。孙绰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贤。【道贤论。】此名士与僧人合流之证。故深公评庾亮，谓：“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庾冰创议沙门宜跪拜王者；桓玄继之，并主沙汰沙门。【至宋、齐，此二议皆曾为朝廷采纳。】庾、桓两家，固与名士清谈气味不相投。可知东晋僧人，实与名士站在同一路线，一鼻孔出气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

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粱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教，即唐代韩愈亦然。反而论之，大群体政治有办法，佛教自会衰落，则为宋代欧阳修之本论。自理学家起，则是为新儒学。】

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佛法。现在如梁武帝，则是大权在握，正可展布，却由崇佛而致世事败坏。【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转向庄老。梁武帝高踞帝位，岂得崇奉出家人法？】

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为二石【勒与虎。】之於佛图澄。

五胡虽染汉化，其浅演暴戾之性，骤难降伏，一旦锦衣玉食，大权在握，其临境触发，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两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杀。惟佛法，适如对症之药。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於佛法所尝虽浅，而敬信自深。高僧传谓：“竺佛图澄【西域人。】悯念苍生，常以报应之说，戒二石之凶杀，蒙益者十有八、九。” 【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

又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高僧传又谓：“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书著作郎王度奏禁之，石虎下书曰：‘度议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宜奉。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辽、金、元、清四朝奉佛，皆带有此两因缘。】

稍後至姚兴迎鸠摩罗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罗什，龟兹人。苻坚先命吕光将兵西征，欲迎之，适坚被杀，罗什停於凉州。直至姚兴敦请始来。兴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自远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经典之宏扬，亦多出其手。【高僧传：“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僧佑著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原佛学流行，固由於当时时代之变动，而尚有其内在之条件。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释迦，则同属人类。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圣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彻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释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当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释迦一人，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涅盘”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於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大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於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教树独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教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教讲坛，为南朝佛教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学於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教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谐，相望於数百年之间。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於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於乱世、没於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著眼於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後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xīn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自伤。其诗以婴罪不行於世；及浩诛，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须深观。】

浩见王慧龙，数称其美，司徒长孙嵩不悦，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从弟崔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维持当时北方之中国文化。】

外弟卢玄劝之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纳：则崔浩之为人及其意气，居可见矣。浩既博览经史，精通术数，而性不好庄老之书，【史又称：“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浩之为学，盖上承两汉，以儒生而兼阴阳术数，不乐魏、晋以下之庄老清谈。此即北方当时之旧学派也。】

遇寇谦之，【谦之父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其地正为齐土道术盛行之地，寇家盖亦世传其教者。谦之自谓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每与浩言，闻其论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可见浩之热心政治。】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今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黄老道术，本注意政治问题；兼修儒教，即成秦、汉阴阳学家路脉矣。此是寇、崔学术接榫处。】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此是黄老与庄老大异处。黄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论出。庄老仅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无需稽古，即不要历史往迹，因此与阴阳家判袂。（佛家亦不重历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类归自然，不欲凝人类成群体。)今只看寇谦之与陆修静两人之事迹，便可见南北、双方道教精神之不同，并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双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实况也。】

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书秦、汉变弊之迹。【此等全是阴阳家以历史讲法制因革之旧路径。】浩因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拓拔焘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寇谦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汉阴阳家言：汉未有太平经。此后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箓，以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时亦受陶弘景图识。以佛法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业不得不借灵于道家（黄老一派）之符箓也。】

自是遂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诏。【太平真君七年。】盖阴阳学家一面有其应天受命之说，一面又有其长生久视之术，足以歆动时君，使其接受听行彼辈所预拟的一套历代帝王变法创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终始”。】之顺序，而变法创制；彼辈遂得为王者师，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种期求。【西汉阴阳学家即尔。】

北方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坚下诏为之“增祟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与崔浩可谓迹异心同。后崔浩为修国史被杀，时高允（信佛）与浩同修国史；观允传，知浩史颇称实录，死非其罪。宋书柳元景传渭：“拓拔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此恐南朝传闻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於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猛之未肯随桓温南归，殆知来南之无可展布耳。）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也。】

相应於此种情势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经济上切实自占权地。

崔浩於毁法四年後被诛。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兴。【佛法之废，积凡七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厨实国人。】舆昙曜。【凉州僧人。】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讨平青、齐所徙民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师贤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管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如是则僧寺自有力量，别成一种封建势力。是北方僧人始终不脱经营世务之兴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此为北朝崇佛特征，与南朝偏重义埋思想者微有别。今存大同云岗及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犹可见其时北方佛教艺术之超卓及其气魄之伟大。又按：北方自罗什逝世，研寻义理之风即衰，高僧则尚禅行，如昙曜即以禅业见称，敦尚实际行业，为北方佛门一贯风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兹据释老志表如下：

年 代 寺 数 僧 尼 数 附 注

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约百所

四方…六、四七八 平城…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太和十年，遣僧尼还俗者一、三二七名。

宣武帝—延昌中 天下…一三、七二七 徒侣益众 　

孝明帝—神龟元年 洛阳…五百

魏末—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洛阳…一、三六七

（迦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天下…二百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有四一五部，合一、九一九卷。

甚至沙门谋叛之事亦屡见。

孝文延兴三年，有慧隐；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马惠御。宣武永平二年，有刘慧汪；永平三年，有刘光秀；延昌三年，有刘僧绍；四年，有法庆。孝明熙平二年，有法庆余党。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凡八见。

北齐僧众，其势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诏问秀才对策，及於沙汰释、李，【文见广弘明集。】谓：“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於中路，沙汰实难。”

而北周则道、佛冲突再起，在武帝时，又有魏太武以来第二次之毁法举动。然其事则实已自道、佛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矣。【此种意味，实沿崔、寇而来，惟此益臻明显耳。】

北方佛、道冲突，始终暗波未断。至武帝时，卫元嵩上书【事在天和二年。】请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说，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国，以代天下之佛国也。】“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无选道俗，罔择疏亲。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虽佯狂不经，此疏却有力量，盖正指出了儒、佛两家的根本相异点。【儒在融个我入大群、佛在脱大群完个我。】

武帝本有志於“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诏。】遂入卫言。【屢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 【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广弘明集。】

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於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 【僧众五百，默默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语还视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会之前后大不同矣。】当时谓：“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括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房绿。】

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後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yǐ，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己值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後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後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盘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唐贤多信佛，而意味与东晋、南北朝名士大异。东晋以下必以佛义自安於静退；唐贤则功业煊赫之余，乃转依佛法求归宿也。】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此种情势，自唐中叶以下即日趋显著。元和以来，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论奏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於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江、淮之民，户有三了，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於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即日诏徐州罢之。及唐武宗会昌五年，恶僧尼耗蠹天下，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余万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僧尼之数，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盖为北周以来第三次著名之毁法也。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又勅废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十万余，尼一万余。北宋以下，义庄、社仓等社会事业逐次发达，佛寺亦不为惟一的贫穷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减，而国家毁法之事亦益少见矣。】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

第五编 隋唐五代部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三、炀帝之夸大狂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

五、贞观之治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一、宰相职权之再建

二、地方政治之整顿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一、唐代之贡举制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

三、唐代之府兵制

第二十五 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第二十六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第二十七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一、安史之乱以前

二、安史之乱以后

第二十八章 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一、唐中叶以后之藩镇

第二十九章 大时代之没落（续）

二、唐中叶以后之宦官

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

第三十章 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

一、流寇与唐室之倾覆

二、五代十国

三、契丹之兴起

四、中原民众之疾苦

五、中国之南北分裂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中国经过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于盛运再临，而有隋唐之统一。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于灭亡，不过三十年。下开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样。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按：当时齐、周户数合计，已超踰魏孝文迁洛时一百万，较之江南陈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数踰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几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

又按：后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大业二年，前后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时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之法，定名轻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脱私户，归公家，而达于完全成功也。

自晋至隋户口一览：

晋武帝太康元年 户 二、四五九、八〇〇（2，459，800）

口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16，163，863）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户 九〇六、八七〇（906，870）

口 四、六八五、五〇一（4，865，501）

齐梁 未祥

陈 户 五〇〇、〇〇〇（500，000）

口 二、〇〇〇、〇〇〇（2，000，000）

魏孝文迁洛 比晋太康倍而有余，约五百万户。

尔朱之乱 户 三、三七五、三六八（3，375，368）

小郡户 二〇；口一百而已

北齐 户 三、〇三二、五二八、（3，032，528）

口 二〇、〇〇六、八八〇（20，006，880）

北周 户 三、五九〇、〇〇〇（3，590，000）

口 九、〇〇九、六〇四（9，009，604）

隋大业二年 户 八、九〇七、五三六（8，907，536）

口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46，019，956）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开皇三年。】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以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剌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都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丰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干惠政，为当时所称。【如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能详载。【如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如苏威之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家。”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时议以为烦迂，罢之。威尝谓：“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此可见当时南、北学风之异也。】辛公义、刘旷之听讼，【公义露坐狱中以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事，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而不决其是非。】王伽之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如致前却，当为汝受死。”参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而来也。】此等俨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会经学儒术流行既久，不能有此。【当时如牛弘、薛道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之徒，皆以学人而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为后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之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大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学风世化如此，则吏治之渐上轨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之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菹醢（hǎi），迄于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同。

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

惟吏治已上轨道，社会上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

隋文奋励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传飧而食，勤于吏治而无大度。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以空设学校为糜费也。

在其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

炀帝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以为乱，凭人负取，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

三、炀帝之夸大狂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为适应大一统之局面而建设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开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战。此乃军国之大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踰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天下遂乱。

这是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薰陶。

隋文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尤自矫饰，时称仁孝。”则炀帝此时意态尚不同。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在江都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后常以文学自负。

谓：“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词见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惟此均不载于隋史，而通鉴收之。

当时北朝虽以吏治、武力胜过南方，若论文学风流，终以南朝为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时人谓：‘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又元文遥传：“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术，为隋文所不如。】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看不起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时，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之中杂以迂怪，风尚所趋，转向齐、陈，一也。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则至炀帝时而始著。】

隋书文学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谓“意在骄淫”，即承南方文学风尚也。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之影响。又按：唐天授时，左补阙薛谦上疏，谓：“晋、宋只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纳李谔之论，下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相复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是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诗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当时南方文学，本为变相贵族之产物也。【炀帝外慕经术，内好文学，则颇似汉武。】

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吏治、武力绾（wǎn）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则是唐太宗。【隋代政制承南、北，大抵政风颇沿北周，礼文兼采齐、陈。唐承其后，犹汉之袭秦，唐制即隋制也，惟运用者之精神特为有殊耳。其隋制兼承南、北之详，当读隋书各志。】

又按：唐臣多出贵胄，唐高祖，西魏八柱国唐公李虎孙，周明敬、隋文献皇后之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周太祖婿。宰相萧瑀（yǔ）、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cóng）、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故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

唐代凡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五、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杰出的君主。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yì）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贞观之治，尤为后世所想望。

其一朝贤臣，如王珪（guī）、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李靖、魏征、戴胄之类，指不胜屈。

太宗既英才挺出，又勤于听政。

录刺史姓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名下。又常遣员巡察。命百官五品以上，得上封事，极言得失。又命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疾苦。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其详见吴兢著“贞观政要”一书。】

然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大业。

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朔方梁师都部下降。】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谓：“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rěn），流散者得归。

是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谓：“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 【史称是年“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ī）粮，取给于道路”，恐有过分渲染。】亦见复苏不易。

六年，君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适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太宗即位仅六年，免离饥馑二年，幸破突厥，遽议封禅，苟非魏征直谏，贞观治绩，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征上疏，尚谓：“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马周上疏亦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贞观初，户不满三百万。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十五万，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而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直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始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历代户口数，虽有隐漏或夸饰，不可尽信，然大体可资以见世运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魏征所谓：“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马周谓：“贞观初率土荒俭，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丰穰（ráng），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又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也。”此皆从上下心理上说明贞观之治之真实背景。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而天宝之乱，亦乃与隋炀相差不远。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中国经历四百年的长期分裂，而重新有统一政府出现，是为隋、唐。但那时的统一政府，其内容机构又与四百年前不同。

举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职权之再建，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顿。

一、宰相职权之再建

西汉初年的丞相、御史大夫，渐渐转移而为后汉以降之尚书，事已详前。

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

汉代尚书乃士人，而中书以宦者为之。魏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为中书，【文帝受禅后。】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尚书疏远。【曹操自以汉相擅政，则魏之祕（mì）书，乃汉廷之陪臣。后遂以中书替尚书，此亦化家为国之一例。】

东晋则侍中始优。

侍中本与中常侍齐体，亦内朝卑职。【魏、晋侍中四人，君出则护驾负玺或骑从，登殿则与散骑常侍对扶。备具顾问，且管门下众事。】东晋以后。皇帝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

下逮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

机要在中书、侍中，尚书执行政务。于是尚书转为外朝，而中书、门下独为天子所私近人。

这是秦、汉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上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转换。君权、相权【即王室与政府。】本为两汉文治政体相辅为治之两面。【其间虽有畸轻畸重，如东汉之事归台阁，而公卿位望，依然为外朝冠冕。君、相对立，大体无变。】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成私家权势之争夺场，于是君、相不相辅而相制。权臣篡窃，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如魏之用中书。】

然君臣猜忌无已，私属所居，驯为要位，【朝臣进一步，则王室退一步。】又不得别用私属以为防。【如东晋之转任侍中。】就其时之王室言，则削去相位，似乎便于专制；就其时之士族言，则各成门第，亦复迹近封建。结果则王室亦仅等一私家，【如是则王室私人，亦只与封建时代家宰、家相一般。】政府解体，君权、相权均不存在。

直要到政治意识再转清明，政府渐上轨道，则君臣相与之意态亦变。【其君不敢以私属待其臣，其臣亦不复以私属自居。君不以防制为事，臣不以篡夺为能。】君、相仍为相辅成治，而非相剋成敌。其时则魏、晋以来的私机关，又一变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领官，完全实替了秦、汉时代的相权，而即以扶翼君权，共同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其内包有王室。】这便是隋、唐统一之复现。

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命令权。】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审驳权。】尚书受而行之；【施行权。】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贞观三年，“太宗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得论议。比来但睹顺从，不闻违异。但行文书，谁不可为！，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事。”盖此制亦始周、隋，非唐代新创也。

三者之中，又以侍中、【门下省长官。】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为真宰相。

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得先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定之。【此开明代九卿会议之始。惟九卿各有典司，即各有一成之见。如大兵大役，兵部、工部惟求其成，户部则务求其省。中书舍人得其选，则历中外，通众理，彼此不致相妨。】

自高宗晚节以来，天下文章道盛，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盛选，诸官莫比。【政事堂有后门通中书舍人院，宰相时得咨访政事自广。代宗时常衮为相，始塞绝之。】

敕旨既下给事中，黄门侍郎复得有所驳正。此开明代抄参封驳之始。

通典：“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则涂窜奏还。此所谓‘涂归，也。”实际给事中即可行使“涂归”之权。如德宗贞元中，给事中袁高不肯草制复召卢杞，封还词头，揭杞罪状。文宗开成初，给事中卢载封还以郭任嘏（gǔ）出任剌史诏书，称为“封驳称职”是也。【其他例不胜举。又按：汉哀帝封董贤，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此唐之门下封驳，即汉相权之证。】又按：则天垂拱三年，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改名。】刘袆（huī）之尝谓：“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刘竟以此赐死。然可见天子诏敕，必经中书宣出，又必经门下副署。以相权节制君权，即以政府节制王室。唐制实渊源于汉代文治政府之意义而演出也。【然中宗仍可以有“斜封墨敕”，可见无“徒法自行”之法。】

因此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两省先议定后奏闻，以免纷争。】

其后政事堂迁至中书省。

高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堂笔，【“执笔”犹今之主席。】遂有此举。【门下给事中所居，不于门下议事而于中书，乃相臣志在自专，先不使给事知之，待取中旨然后封还，其势较难，则塞默者多矣。然此下给事中封驳诏书仍时有其事。】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直到宋代，以为故事。】

宰相分直主政事堂笔。

肃宗时，每一人主十日；德宗时，改每日一人执笔。

尚书仆射【尚书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后称“同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始得出席政事堂，方为真宰相。

自贞观末无不加者，开元以来则罕见。

其余他官参掌者无定员。

玄宗先天以前员颇多，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多则三人。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略如近代之不管部大臣也。】

尚书省有都堂，大厅。以左、右仆射为领袖。下分六部：东为吏、户、礼三部，左丞主之。西为兵、刑、工三部，右丞主之。其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全国政务毕萃。

诸司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开元以来，宰相员少，资地崇高，又以兵、吏尚书，权位尤美，宰相多兼领之。但从容衡轴，不自铨综。其选试之任，皆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

尚书六官，各有所职，倘无折中，则恐互相推避，互相炫匿，故总摄以宰相。宰相亦虑有未周，见有所偏，【或则专且私。】乃先之以中舍之杂判，庶得尽群谋而伸公论。又继之以给事之驳正，复得塞违而绳愆（qiān）。此等制度，可谓宏大又兼精密。

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

一则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吏、户、礼、兵、刑、工，莫非国家政务要项。】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九卿性质已述说于前。】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

隋文开皇中，明令国子寺不隶太常。此等改变，正可反映时代之进展，以及当时人对政治意识之转变。【至于六部之外仍存九寺，（即九卿遗蜕。）旧名不废，新资日加，职权重叠，自为一弊。】

二则汉初封建、郡县杂行，中央直辖部分有限，后虽逐步统一，而郡国守相之权尚大，千里王畿，仅如一省。隋、唐则九州揽于一握，考课、狱讼、兵财诸端，繁不胜记。总以六卿，分以郎署，中央政府之扩大，为事势演进所逼出。于是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

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挠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如此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机构，正好象征当时大一统政府之盛况。

至于政府无立法机关，则因中国政治，自秦、汉以下，本有一种理性之指导，法度纪纲粗建，无豪强之兼并，无世胄、僧侣之专政；教育、选举、考试与统治权常有密切之联系，不断吸收社会俊秀分子，公开参政，使其新陈代谢，政府与民众，即以此为连锁。旧朝以积久腐败而倾覆，则新朝鼎新，去其泰甚，与民更始。历史常在和平中进展；而民间大动乱则往往只有倒退，别无长成。

从北朝儒学逐步转变，而有唐代政府之规模，此便是中国史在和平中进展一显例。至于隋末群雄扰乱，只加时代以一种不可磨灭之伤痕。

代议制之所起，由于宰辅之权不重，无参署之制，政府负责无人，君主易于为恶。【此其一。中国自明代始无参署。】

税法不夙定，轻徭薄赋不垂为典则，掊克之术易施。【此其二。中国汉、唐税制皆明定颁布，且极轻。】

僧侣不务静修而干政。【此其三。中国惟元代有其病。】

贵族擅权，下情壅隔。【此其四。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

考试权不独立，阘（tà）冗在位，贤俊老死。【此其五。中国自汉以来即力矫其弊。】

无审驳、监察、弹劾之官，则庶政违失而莫纠。【此其六。中国历汉、唐而诸职尽立。】

无拾遗、补阙、记注、经筵之官，则君主失德而莫正。【此其七。中国自唐以下诸职亦渐备。】

文化之传衍浅，则无良法美意足资循式，无嘉言懿行以供考镜。【此其八。中国历史传衍之久，美政善俗、至德要道之阐述，自先秦以来，已具规模。】

中国能造成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家，历久而转盛者在此。其遇朝政阙失，在下者以为乃人弊非法弊，故上下之情常通，不致于成敌抗之形。故中国政制无民选代议，不足即据此为中国政制病也。

二、地方政治之整顿

隋唐政府与秦汉之不同，其次则在地方政权方面。

两汉地方政权，无异于古诸侯，并不一一辖于中央，因此演成汉末分崩的局面，经历魏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既不像样，而地方政治则更糟。

（一）军政、民政不分，州、县官皆以武吏军人为之。

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梁、陈太守加督，加都督。魏书甄琛传，琛表：【按：在迁洛后。】“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

（二）州、县为豪强私利而分割。

北齐天保七年诏：“魏自孝昌之季，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鸠率乡部，讬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又北史张彝传：“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裁千余家。旋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孝文谓彝曰：‘终当以卿为剌史，酬先世诚效。’”可见当时州、县，俨如古代封建。

（三）州、县无限划分，乃至领户日削，有名无实。

天保七年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名，空张郡目。”周书卢辩传，县令分户七千以上、四千以上、二千以上、五百以上、不满五百五等。因此南北朝设县，皆在千数百以上，较东汉尚过之。

要之魏晋南北朝一时期的地方政治，只在离心势力下演进，逐步变成封建性之分割，而结果则地方政权转而日趋削弱。一到隋唐，转回头来，地方政权正式再统辖于中央，而那时的地方政权，却再不能像两汉般的比较有其独立性。以隋唐与两汉相较，中央统治地方之权，更密更大，实为中央集权更进一步之完成。在此方面，隋唐的统一政府，其实际内容，与秦汉又远异。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级为县，全国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此据玄宗天宝初年。】

较西汉略多二百余县，所增不到六分之一。武德初，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二千户以上，下县一千户以上。开元中，改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三千户以上，未满三千户为下县。汉制则以万户以上县为“县令”，万户以下县曰“县长”。

县以上为州或郡。

州长官为刺史，郡长官为太守。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犹如后代之巡抚、总督，较之汉代仅属司察之任者权位大异。而隋唐刺史，则犹后代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与太守仅为互名，已无分别。此为隋唐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又唐制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西汉太守一郡户口有多至二百万以上者。西汉一县户口，亦有四、五万以上者。可见汉、唐太守权位之迥乎不侔。

全国州府凡三百五十八。

较西汉增至两倍外，此又唐代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隋郡一百九十，虽视两汉为多，然较南北朝已大减矣。唐则视隋又增。】

上州刺史只从三品，【即第六级官。】中、下州刺史正四品。【即第七级官。】

刺史的地位权任，既远非汉比，又掾（yuàn）吏辟署之权亦削，大部均归中央。

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后周苏绰传：“令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则犹存古意。】隋开皇二年，明令罢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为州、郡佐官。唐虽间有辟署，然仕进之途大抵由科目矣。【沈既济疏：“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佽（cì）传云：“佽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有为观察所置者。然桂管偏区，自与腹地不同也。】

于是中央政务日繁，地方事权日轻。

牛弘问刘炫：“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

这又是隋唐大一统政府与秦汉不同一要点。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要把握住盛唐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

一、唐代之贡举制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学馆。【此沿汉代博士弟子制。】二乡贡，由州、县。【此沿汉代郡国察举孝廉制。】三制举。【此沿汉代贤良方正制，标目求才，由天子亲临试。】州、县贡举又分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经、进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诸种。】贡举每年一次，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举无定期，不常有。学馆往往有名无实，其生徒亦参加贡举。而尤以“进士”科为盛。】

“秀才”须高才博学杰出始可应。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此科遂绝。“明经”只试帖经记诵，士人不贵。

贡士得怀牒自列於州、县。

贡举自北魏已推行，齐、隋选置多由请讬，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吏部。

集试於中央。

初属吏部考功员外郎，后以员外郎望轻，遂移礼部，以侍郎主之。事在开元二十四年。

这一个制度，亦像上举尚书六部制以及州、县划分制度一般，同为后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变。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竟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

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

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之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於民众。】

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於一个中央之统治。【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於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

这一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著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这是中国史意味浓厚处。汉、唐繁盛的花朵，从同一根本上壅培出来。】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的透进了社会的内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势力之复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实为先秦、西汉以来士人地位之继续增强。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贡举制度之产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门第下出头而更展扩。故隋、唐之中央集权，可以谓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进程论，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势力，在浮面则为一波折，在底层则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滚进也。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变成唐代之“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内八十亩为口分，年老还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亩为永业。【树榆、枣、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当于汉之租】

丁随乡所出，岁输绫、绢、絁（shī－古代的一种粗绸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此古布帛之征。“调”本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之“赋”。汉有口赋，唐有户调，其实一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之役。】

这一个有名的租庸调制，所以为后世称道勿衰者，厥有数端。

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之税为王者之政；而汉制则什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此见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的宽大。】若以亩收一石计，【除去永业田不论。】唐制只是四十而税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以西晋开国百亩课田六十亩相比，减轻二十余倍。】

以庸而言，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制则只二十天，只有汉制的三分之二。【汉尚须为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因行府兵制，农民不须卫戍，比汉负担更轻。】

调输布帛，与汉口赋骤难相比。惟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绫、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调法轻于魏、晋。】

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为蠲免。

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

唐初不榷监，开元以下始课监；【以左拾遗刘彤表。然天宝、至德间，监每斗尚仅十钱。其后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赋，监利居半。】则唐兴逾百年矣矣。唐初无茶税，建中以下始税茶。唐初无酒禁，广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谓“关呵而不税”，则唐初待工商又甚优。【隋亦所仰惟赋调，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国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汉货殖传中人物，其在当时社会上之势力，勿论矣。即如东汉初，樊重家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光武资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之助。而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进妹于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则其实商人势力，犹可想见。降及两晋，多以朝廷大僚而兼营货殖，如王戎、【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夺。】是也。

宋元徽中，张兴世为雍州刺史，还家，拥资三千万。【而为苍梧王所劫。】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梁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殖其财用。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贾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祕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盛唐社会之写照也。安史之乱，李萼说颜鲁公，谓：“平时江、淮、河南钱帛聚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糧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颜遂据以拒贼。

许远于睢阳，积粮六万石，张巡因之以障江、淮。乌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当时州、郡犹富实如此。

此后虽益衰，然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有远非后世可冀及者。宪宗时，韩弘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万五千匹。藩镇财力殷盛，正见唐代积富于民之厚，故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顾亭林日知录谓：“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孙樵书褒城驿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杂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又曰：“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之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三、唐代之府兵制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于贞观十年，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数各说不同。陆贽谓：“诸府八百余所，关中殆五百焉。”杜牧谓：“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万人。”皆与唐志不合。盖自有增减变动耳。汉唐事笺谓：“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数计之，仅与杜牧同，其说当可据。”所以关中置府独多者，固为有强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袭周、隋，因其遗基，故独以关内为特盛也。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系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第二十五 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当时上下意识，已全不在轻徭薄赋与为民制产上着想。徒借法令求得隐漏，与民争财，如何得恢复往年创建租庸调制度时之精神！】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移换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征诛求。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hù）宠，不以死申，其贯籍之名不除。天宝中，王鉷（hóng）为户口使，遂案旧籍，除六年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肃宗末，租庸使元载又按江、淮籍，【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择豪吏为县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则重足待命，或聚山林为盗。

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

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此实一事之两面。】

据天宝十四年统计，户数共八九十万有奇，【按：此数即多隐漏不可靠，说见下篇。】而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不课者户占三之二，口占六之五。【唐制：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课。岂有此等得占三二、六五之理！】故杜佑谓：“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踰汉成、哀之间也。”【据开元十一年诏，其时王公、百官、豪富，或招农民垦闢荒地，熟则擅为私有；或非法收买口分、永业田；或私改簿籍，隐漏户口，占为已有；或以自典贴及收夺以为兼并。租庸调制之破坏，盖至此已达极点。】

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五去其四。】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战乱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钜。此亦以吏治废弛，兼并炽行，为其一重要原因也。

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代宗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待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此即以亩征税也。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此夏、秋分征也。是皆“两税”制之先声。一制度之创建，必有其开先，无突然出现之理。】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史称：“肃宗至德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讬，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税夏、秋两征。【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租、庸、杂徭悉省。

其制简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称两税制行，“人不土断而地著，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然当时识者如陆贽等极非之。惟以救时弊，竟不能革也。马端临谓：“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见两税制在当时亦自有其所以为补救之意。盖既已不能为民制产，则视民财力而课税，亦不失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与租庸调制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征租之制，遂变为仅征租不授田。“为民制产”之精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园之成立即由此。陆贽奏议谓：“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託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卢。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奏。】按：当时私租额比租庸调旧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税亦比租庸调制增高。

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必激变，可想而知。又按：两税制户不问主、客，惟以见居为簿，此后所谓主户、客户者，乃全为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新名词。【其先则是土著与流移寄居之别。】

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论主、客户之关系，云：“蜂屯蚁聚，亦有君臣之义。自都甸至于州，而县，而都保，而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递相听从，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废。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客户或禀性狼悖；或习学末作；或肆饮博；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此见客户亦自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转变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àn）县李诚莊客，“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是也。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又莊园主亦自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荘田，缘防御勤劳，一切从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亦不过在私租重而关税轻之间。此所谓“兼并”与“封建”之异。若以古代封建贵族目唐中叶以下之莊园田主，亦误。】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遊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为精锐。

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弔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则增至六年。【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事始玄宗时。】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杜甫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时戍者，多赍（jī）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府库。既拥兵自重，又杂使宫私。昼则苦役，夜絷（zhí）地牢，利其死而没其财。【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业，恐累亲族也。】李泌谓：“山东之人，惩天宝之苦，故甘心为贼【藩镇。】用。”

旧制，府士缺额，须随时补足。以后则无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dá）。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感。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于是遂有所谓“彍（guō）骑”制。

“彍骑”制始于玄宗时张说之建策。【彍骑之兴，在开元十一年，初名“长从宿卫”，至开元十三年始有“彍骑”名。】

以当番卫士因贫弱逃亡略尽，请一切召募强壮，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争来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此即以后所谓彍骑。

其实彍骑与府兵还是大同小异。一样的于农家中挑募富强。【既以强壮募，又优为条例，则富强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种，一面轮番宿卫，惟与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国，彍骑则只在京师。府兵兼负征戍，彍骑则专于宿卫。

彍骑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正因其精神不够推行之故。

因为彍骑还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故至天宝以后，连彍骑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贯注，则经历相当时期，折冲府依然无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现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开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壮，长充边军。】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刘贲（bēn）对策谓：“首一戴武弁（biàn），疾文吏如仇讐（chóu）；足一蹈军门，视农民如草芥。”唐末军人意态如此。

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绝然不同。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